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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國威教授。
──談近代中日詞彙交流史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中國和日本在新漢字詞的創造以及圍繞這些新詞展開的語言接觸和詞彙交流是促成十九世紀以降現代漢語詞彙體系形成的重要一環。日本關西大學外語學部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員沈國威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演講，便簡介了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的歷史及其影響。
現代漢語詞彙體系
地域上，「東亞漢字文化圈」包括了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有使用漢字的國家及地區。而雖然越南現在已不再使用漢語了，但越語中的漢音詞仍佔詞彙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可見漢字其廣泛的影響力。
在這個「東亞漢字文化圈」之下，不同的漢語詞彙得到交流，便慢慢形成了一個由傳統詞、外來詞及自創新詞三方面組成的體系。「傳統詞」是指來源本為經典、宗教、文學等的生活用語及抽象詞彙，是支撐著整個體系的重要部分。「外來詞」則主要用以表達西方傳來的新概念，以借音詞、借形詞、直譯詞及激活詞為主；當中，激活詞本在漢語中也有，但卻在日本的影響下而演化成另一種意思，「料理」及「人妻」便是其中的例子。而「自創新詞」顧名思義，便是指詞形及詞義均為全新的詞彙。
在現代漢語外來詞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來自日語的詞，又稱為「日語借詞」。「日語借詞」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多用作表達從西方傳來的抽象概念或產品，例如：「哲學」、「革命」、「電話」等。深入探討日語借詞不僅切合外語教學、漢語詞彙至漢語本體研究的需要，更關乎整個東亞近代化的過程演進，有助我們掌握更多與現在的政府及文化有關的歷史。
「日語借詞」可再被分為「日語固有詞」及「新漢語」。前者也稱「和語」，即來源自古日語的詞；後者即指江戶時代以來的漢字詞，也就是日本人接受西方新概念後自行創制的新詞及譯詞。「新漢語」大多使用漢字，包括了音譯詞（「瓦斯」、「侏羅紀」）、摹借詞（即直譯的詞語：「盲腸」、「鞏膜」）及意譯詞（「神經」、「悲劇」、「客觀」）。這些「和製漢語」在構詞、理據上都與中國典籍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尋找並重現這種關係，正正也是日語借詞研究中一個重要部分。
中日詞彙的「共創」與「共享」
中國和日本在詞彙上的交流最早可遠溯至十七至十八世紀。其時正值西方的航海年代，大批耶誕會士東來傳教，並在華從事翻譯工作。他們主要翻譯中國的古典、佛經、善書及部分西方典籍。利馬竇為最早來華及成就最高的耶誕會士之一，他於1601年進入北京，後來並在中國士大夫徐光啟的幫助下翻譯了《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因耶誕會士翻譯的典籍多與天文、地理、數學等科學有關，由此而來的新詞有：「基督」、「幾何」、「地球」、「望遠鏡」等。當時的日本採取閉關政策，限制西方進口及外國人入境，這些新詞因此只能透過中國傳至日本。
清末十九世紀時，新教的傳教士亦相繼來華。馬禮遜於1807年進入廣州後，編纂並出版了中國第一部英華字典。1842年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大門，出版活動更趨活躍。新翻譯出來的詞語以仍在科學範圍之內的為主，包括「引力」、「化學」、「螺旋」等，而世界各國的地名大概也是在這時期翻出來的。在日本，明治初期是一個對漢學十分崇拜的年代，活躍於中國的日本漢學家有藤田豐八及古城貞吉等人，他們亦十分接受新教士翻譯的漢字新詞。
1895年的甲午戰爭是一重大的轉捩點，漢字詞彙的交流亦自始從日本反傳至中國。日本在甲午戰爭的勝利印證了明治維新的空前成功，引發中國人的日本留學潮；日本亦因此開展了其「黃金十年」（1900-1910），並大量翻譯西方書籍。十八世紀江戶時代的「蘭學」（經荷蘭人傳入的學說）得到明治革新者的繼承，為各學科準備了基本譯詞。他們在翻譯時亦盡量使用漢籍中的詞語，避免音譯詞。於是乎，在各方努力下，中國的古典詞在日本成為新譯詞（如「關係」、「衛生」）後竟又回流中國，部分在中國未能普及、由新傳教士翻譯的新詞在傳至日本後，亦在這段時期回流中國。日語借詞為當時漢語從文言文向白話文的過渡奠下了基礎，進一步發展了一批造詞的成分及造詞模式，並為各學科提供了連基本術語在內的數千個詞語，使我們可以通過書面或口頭的形式來談論現代的新知識。
結語
事實上，在現代漢語詞彙體系中，日本在漢語新詞的創造方面實在功不可沒。造詞本是個人行為，當中牽涉到時間、地點、造詞者、其方法及理據等問題；但一個新詞如何得到普及，並獲得語言社會的認同從而成為詞彙體系的一員，這個過程亦十分值得關注。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對漢字新詞這種跨地域性的接受及認同，其實也反映了近代東亞在文化上的交流與融合，為東亞研究中極其重要的一環。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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