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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曄成
「費厄潑賴」，是晚清及至民國，中國知識分子對英語fair play（公平競爭）的中文音譯稱呼。在那個崇尚啟蒙的年代裡，西學與各種外來思潮進入中華。較之於傳統思維中的「成王敗寇」，fair play（公平競爭）所代表的程序正義、規則意識、平等精神以及博弈中的君子風範，頗受當時中國文人的推崇。此外，文人們深知中國文化和語言的傳統，所以用音譯的方式，將 fair play口語化為中文的「費厄潑賴」。久而久之，「費厄潑賴」就成為公平競爭與平等精神的漢語代名詞。魯迅先生就曾在其《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積極肯定了「費厄潑賴」的內在價值。
數年前，中國內地某學者按照純正英語的發音規則，將Chiang Kai-shek 翻譯為「常凱申」。一時間，輿論嘩然。因為，Chiang Kai-shek其實就是中國現代史上有名的人物——蔣介石。不少網友指責：連蔣介石都不知道，還搞什麼中國歷史研究？這次事件，也促使中國內地的文史哲學界，對「英文至上主義」的思維和做法，進行了深刻反思。
不難看出，若以英文的視角來翻譯Chiang Kai-shek，則「常凱申」確實是較為準確的讀音譯法。但是，若從中國歷史、文化的專業視角去進行比較學術研究，則無論如何都不能不知道蔣介石的中英文姓名為何。中國文學、歷史、文化、哲學的研究，需要國際化，也需要與全球接軌，更需要跨學科、多領域的比較和借鑒。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不能夠放棄中國文學、文化、歷史、哲學的核心與根本——「中國性」。而中文語言，就是「中國性」的重中之重。如果說，為了所謂的「國際化」而消解了中國文史哲專業的特質與核心，則本港大專院校中的中國文史哲專業，也最終會走向衰落。
據悉，本港部分人熱衷於使用英國宮廷式英語，以此顯現自己與一般香港人的不同。魯迅先生就曾對這樣的「高等華人」頗不以為然，稱其為「西崽」——「西崽」在國人面前，顯現所謂「高貴」，張嘴就是ABC，出言必「國際、現代、文明」，將自我打扮為進步的圖騰；在洋人面前，則賣弄些許淺顯的四書倫常、孔孟之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代表。以現代視角看，「西崽」可能早已演化為「洋奴學閥」式的利益結構群——以「英語至上」為理由，來掌握從事中國文史哲研究的教職員之續約、升遷和加人工；為了一兩個來香港留學的歐美學生，就削足適履，將整個中國文史課程的授課語言，從中文改為英文。嚴格說來，這就是全球化下的自我殖民化。
除了利益壟斷，思想方面的獨斷也令人憂慮。語言是思想的載體和工具。一個博士生要撰寫中國文學或文化方面的論文，則表達思想的重要性遠遠超過語言選擇的重要性。畢竟，中國文化與中文語言相互依存。若以一個人不懂英文而不讓其撰寫中國文化或歷史方面的論文，其理由確實不可思議，也著實剝奪了他人表達思想的自由和權利。
我們需要國際化，但國際化不等於英文化。中文也是聯合國五種工作語言之一，而且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若論及廣泛程度，則當今華人的分佈也遍及全球。 在本港，中文更是《基本法》明定的特區正式語言。華人是香港社會的一分子，中文作為日常生活、工作行政的媒介工具，地位毋庸置疑。要真正走向國際化，學習英文的同時，那些從事中國文史哲研究的學者，更應在國際化的大潮中，推廣中文、推廣中國文化，這才是華人知識分子應有的民族身份自覺；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費厄潑賴」式的國際化。
國際化，更為重要的是理念與人文素養的普世化。著名的英國新自由主義理論大師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認為：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與公正，就必須依據不同事物的特性，去差別對待不同個體。同樣，要實現本港的中國人文學術領域的飛躍發展，則不能夠簡單用英文思維主導下的學術標準去衡量中國文史哲領域的教學和研究。中國文史哲領域的授課和研究，自然應當依據其學科特性，完善中文類的系科專業的合併與分立，並以中文作為授課語言和研究媒介。這才是真正的「費厄潑賴」。而我們實現中文、英文的雙語平等，也需要這樣真正的「費厄潑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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