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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論躍教授。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思想史的寫作可以選擇歷史的角度，也可以從哲學的角度著手。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王論躍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座，便結合了中外學者對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來探討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模式問題。他並以姜廣輝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010）及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2000）為例子，闡述了對中國思想史不同的寫作方式。
西方漢學家思想史寫作的模式
王論躍教授首先介紹了幾位具代表性的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方向及寫作模式。第一位為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他運用社會學理論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宗教和禮俗，而且主要致力於中國古代宗教的研究。在《中國思想》（La pens* e chinoise，1934） 一書中，他表示其研究目的「是要使人窺見中國習俗的精神所在」；對他而言，「批評工作不應該被文獻學或者純歷史領域所支配，而應該為社會現實的研究所支配。」他認為從材料與研究的現狀來看，對文獻方面的掌握已經很可觀了，學者應該跳出這個框框，並對社會結構及不同的社會現象進行更深層的研究。
另一位為美國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他重視語境的處理：「相對於x或者y文化的總體特徵的普遍化處理而言，真理更多地存在於微妙的差異之中。只是在這一層面上，不同文化趨向造成了無容置疑的差距，我們因此可以認可人類普遍話語的種種可能性。」史華慈熟讀中國古經，唯他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卻是從對近代學者的研究切入的。在早期作品《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1964）中，他便揭示了嚴復向中國介紹西方思想方面的成就和貢獻。
最後為法籍華裔漢學家程艾藍（Anne Cheng）。在1997年，她出版法文著作《中國思想史》：「其宗旨不是想提供給讀者一大堆已經屬於固定真理的知識，而是想激起他們的興趣與好奇心，同時提供滿足他們這種興趣與好奇心的某些方式：交給他們幾把鑰匙，其本身的價值自不待言，它們對讀者能夠形成自己的想法或者在此之前會有所助益。」她認為西方漢學在很多方面至今尚未能夠走出西方啟蒙時代遺下來的思想遺產，尤其是歷史上耶穌會傳教士傳達給西方人有關中國的見解。此外，她亦對馮友蘭與侯外廬持比較否定的態度，認為他們只搬用西方的理論來套用於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之上；一方面，他們的論說中只體現了西方哲學的某一段，另一方面，馮友蘭把中國哲學介紹為一連串理論的連續，目的便是為了確認其與西方哲學系統的吻合，當中實有偏頗之處。
有關對三者的評價，王論躍教授引述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和比較宗教系教授Michael Puett表示，葛蘭言代表的是一種文化本質主義（cultural-essentialist）的模式，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不同為本質上的差異。其研究方法對從事人類學、社會學的學者有很大的影響，如法國語言學家、神話學家Georges Dum* zil（1898-1986）就採用了葛蘭言分析中國的方式來考察其他社會的宗教神話結構。另一方面，史華慈普遍被認為是「進化論」（evolutionist）模式的代表。他的歷史觀受雅思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 ）影響，相對較為激進。而法國漢學家、歷史學家Alain Roux則認為程艾藍的《中國思想史》是繼著名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ques Gernet）的《中國世界》（Le monde chinois）之後法國當代漢學的又一里程碑。
中國思想史學家的研究模式
有關中國史學家對思想史的處理方法，王論躍教授簡介了姜廣輝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此書全四卷，以通史的方式按卷詳述先秦經學、漢唐經學、宋明經學及清代經學。對於經學的定義，姜廣輝在書的前言中提到：「一般說來，經學包括兩大方面的內容：一是學術層面，古代經籍由於時代變遷等原因，已使後人難以讀懂，需要經師加以文字訓讀；而經書中涉及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名物制度，也需要對之加以註解。」又道：「二是信仰層面，在古代，『經典』二字，不是可以濫用的，它特指聖賢所作之書，是人們尊信奉行的人生箴言。對經典遵奉是通過對經典價值觀的自覺認同來實現的。這屬於信仰的層面，也可以說屬於價值的層面。」王論躍教授表示，有很多書寫中國思想史的書均能深入地探討經學的學術層面，唯能涵蓋信仰或價值層面的不多。《中國經學思想史》能循詮釋學的角度出發，結合經學的解釋與理解。另一方面，姜廣輝亦強調經學與經學史的價值，在書的總結中有對不同的概念，如：天人合一、大一統、太平等傳統觀念進行反思，並廣泛應用到考古的新發現，如：郭店、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等。
至於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則建基於對傳統思想史寫作的批評及對方法論的反思。受法國年鑒學派及日本漢學的影響，葛兆光注重建立一般知識譜系，營造出一脈相承的「道統」的歷史連續感。他並認為傳統的中國思想史為精英人物所佔據，「思想成了思想家的著述，思想被經典化，思想史也就成了思想家的歷史或者經典的思想史」，而不是「思想的歷史」。比方說，他在闡述戰國時代的精英思想和一般知識時，便提及神秘思想與技術在精英與經典思想中的隱退及不同傳統理論及其在古代中國思想史中運用時的修正。他解釋「大傳統」與「小傳統」的不同時表示：「『大傳統』並不專指儒道等經典文化，『小傳統』也並不專指鄉村社會的民間文化，前者也不一定只是在學校與寺廟中傳授，而後者也並不一定只是在鄉村生活中傳播與承襲。」對他而言，所謂的「大傳統」代表的是一批知識精英，但他們未必是社會的上層，也未必能夠成為正統；而構成「小傳統」的也並不僅僅指一般百姓，還包括那些身份等級很高而文化等級很低的皇帝、官員、貴族以及他們的親屬，相比起知識精英，他們更注重實際社會或生活的具體問題。在梳理中國思想史的時候，實應兩者同兼顧。
結語
王論躍教授表示，綜合中西方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模式，我們實應在書寫方式上克服虛無主義，努力將思想史與一般文化史劃分，重建中國式話語及經學的價值。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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