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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胄畫像。 網上圖片
鄧忠強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剛當皇帝不久，就遇到一件棘手的「帶刀案」。那一天，吏部尚書（相當於中組部部長）長孫無忌奉召進宮，忘了解下腰間佩刀便進入東上閣，當時看守宮門的校尉（低級武官）也未察覺。直到長孫無忌參見完畢，告退，出了閣門，返回至宮門口，監門校尉這才發覺長孫大人是帶著刀見過皇上。這可犯了皇家大忌，「按律當斬」啊，校尉知道捅了天大的婁子，不敢隱瞞，即刻報告有關部門。（案見《貞觀政要》）
長孫無忌不但是開國元勳，位極人臣，又是太宗的大舅子，皇親國戚，這事出在他的身上，就不太好辦。尚書右僕射（宰相）封德彝慣會迎合苟容，他揣摩皇帝的心思說：「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認為守門武官「失察」，是為失職，罪該處死；而長孫無忌身為重臣，為人表率，卻粗心大意，忘記法度，「誤帶刀入」，應處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
南宋．鄭克在《折獄龜鑒》裡述及封德彝的論斷時，有一句「無忌贖」的話，顯然，這位封先生不是不懂法，而是對長孫無忌這樣的皇親顯宦採取了「罰銅贖罪」的對策，即以罰代刑，以罰減罪。他心裡明白，對於長孫無忌這樣的高層人物，「罰銅二十斤」不過是小菜一碟；至於二年徒刑，「執行」起來也不乏周旋的餘地。君不見，死刑尚且可以「緩刑」，「無期」可以「有期」，何況還有「監外執行」、「因病假釋」等等補救措施？而那個倒霉的校尉，不過是個地位卑微的無名小卒，怎能與王公大臣相提並論？也就只能被封先生當作「秉公執法」的「標本」了。封德彝發表如此高見，自是為了讓皇上滿意。果然，「太宗從之」，完全同意他的裁斷。
然而，大理寺少卿（相當於國家最高法院副院長）戴胄，卻據法反駁道：「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兩人犯了同樣的過失，依大唐法律皆為死罪，怎麼可以判決畸輕畸重呢？戴胄接著又說：「陛下如果考慮長孫無忌的功勞，不治他的重罪，臣當然聽候聖上裁定；但這絕非司法機關量刑的依據，如果應該依據法制，那麼對無忌罰銅，就是用法失當（「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理」）。」
戴胄很會拿「法」來說事，他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怕你官高爵顯，功勞再大，如果犯了法，同樣要依法追究，罰當其罪。此刻，他的一番辯駁，實際上就是在考驗唐太宗：看你是選擇「開私恩」還是「奉公法」？話說到這個份上，李世民不得不擺出「公正」的姿態，搪塞道：「法律不是我一個人的法律，乃是國家的法律，怎能因為長孫無忌是皇親，就可以徇私枉法呢？」遂命再議定處理意見。
案子重審，封德彝大概已猜透了太宗的心思，仍然堅持原先的意見，果然，太宗「將從其議」，準備批准他的判處。然而，戴胄又反駁道：「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守門武官是因為長孫無忌才犯了罪，依法應當從輕判處；如果都有過錯，那也不該判他一人死罪呀！戴胄這話暗藏機鋒，充滿了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言下之意是，兩人同罪同罰，要死都死，要活都活，看你選擇哪一種？你判校尉死，長孫也得死；你要長孫活，校尉也得活，按照法理，無論如何也不能弄出如此懸殊的「一生一死」的判決。想必戴胄也明白李世民要放長孫一馬，搞點特殊優待政策，所以，他出於公正之心，才為校尉仗義執言，爭取司法的公平。
說到最後，戴胄「敢以固請」，堅決請求太宗「收回成命」，這種鐵面無私，鍥而不捨地追求公正的執法精神，多麼可貴！正因為有了他的二度交鋒，據法力辯，才促使李世民回心轉意，對貴賤親疏一視同仁，作出明智的決定。終於，「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涉案二人都得到從輕發落，此案得到公正解決。
這件案子的審理過程實在耐人尋味，唐太宗由偏私到公正，儘管顯得頗為被動（其實是「被公正」），但作為一個擁有生殺予奪之權的帝王，他終於能夠接受別人的勸誡，糾正錯判，不能不說是公正的。然而，如果依照唐律（暫不說它是否合理），長孫無忌「帶刀上殿」，校尉「不覺」，本該一同「處斬」，現在僅因為皇帝要保住皇親兼高幹的長孫無忌的腦袋，同時又不得不顧忌司法公正的面子，才使得校尉搭上長孫無忌的救命車，僥倖地撿回了一條小命。所以，這個「公正」是相對的，有限的，仍是權力和私情在法律中的雙重發酵，雙重干預的結果。
君主專制下的「法治」，往往受到君主權力、情感的節制和影響。皇帝一念之間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榮辱，因此，出現「權大於法」、「以情代法」的現象，毫不足怪。在皇權大於天的「人治」環境下，由於領導者的權力干預，阿私取容者的說項，以及關係網的干擾，司法人員把持不住天平，勢必徇情枉法、營私舞弊、判決不公，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維護司法公正，實在不易。惟其如此，我特別讚賞法官戴胄的凜然正氣，他的那種剛直不阿，堅忍執著，追求公正公平的精神，至今還光彩照人；同時更望今日的執法者，尤其是重權在握的領導者，恪守「依法治國」的天職，以期達到依法秉政、司法為公的自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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