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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貴
說封建王朝的君臣關係是貓鼠關係，恐怕沒有什麼異議。正因為如此，一旦遇上「貓怕老鼠」的特例，說法就多了。歷史上，君王怕臣子的情形雖不多見，但也並非絕無僅有，如，熊貲之於保申、孫權之於張昭、李世民之於魏徵、李隆基之於韓休、趙禎之於包拯、朱厚熜之於海瑞等。其中，最典型也最微妙的莫過於劉徹與汲黯的關係。
汲黯「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遊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從司馬遷的評述來看，汲黯大約屬於那種冷峻刻薄的人物，為人莊重耿直不合群，為政秉公執言不盲從，行事風格也異於常人。古代的諫官，大多以諷諫聞名，也以諷諫取勝。他們進諫時，通常先要鋪墊一下，或者是打個比方，講個故事，或者是打個啞謎，說個懸案，還有的就像鄒忌那樣，事先帶上琴弦之類的「道具」，先跟國君玩一會兒捉迷藏，待君王省悟了，再說正事。汲黯根本就不屑兜圈子，也不費那個神，往往是口沒遮攔直奔主題，唇槍舌劍火藥味甚濃。有人將汲黯比作「憤青」，新潮固然新潮，總感覺有些牽強。就像宋人稱王安石為「拗相公」一樣，說汲黯是「一根筋」、「炮筒子」倒比較貼切，漢武帝私下裡就說他戇得很。
汲黯初為奉使傳令之謁者，後為京畿三輔之右扶風，本非專職諫官，卻以面摺廷諍聞名朝野。他批評起漢武帝來，從來都是直言相向，絲毫不留面子。一次，漢武帝召集群儒大談明君之道，說我想要怎樣怎樣。汲黯頂嘴說，陛下內心慾望很多，外表裝出仁義的樣子，怎麼能傚法唐堯虞舜之治呢！把皇上噎得半天無語，臉色一變就罷朝了。朝臣們都為汲黯捏著一把汗。因為這事如果換了別人，非掉腦袋不可！可是退朝後，皇上還真沒把汲黯怎麼樣，只是對近臣憤憤地說，太過分了，汲黯真是戇得很！
漢武帝素以專橫霸道聞名，修理起大臣來毫不手軟。他手下的宰相換了一茬又一茬，十餘任中，僅公孫弘得以善終。因此有人說，在武帝一朝，宰相成了「被宰之相」的代名詞。漢武帝在位期間，滿朝文武誠惶誠恐，人人自危，唯獨汲黯是個例外。他對武帝從無懼意，武帝對汲黯反倒有所忌憚。大將軍衛青入侍宮中，武帝就靠在床邊接見他；丞相公孫弘閒暇求見，武帝有時不戴帽子；只要汲黯晉謁，武帝必得肅容整冠。一次，武帝正坐在有兵器的帷帳中，汲黯前來奏事，武帝當時沒戴帽子，望見汲黯走來，急忙躲入後帳，派人傳話說，批准汲黯所奏。武帝偶爾抱著后妃飲酒作樂，聽說汲黯要來，立刻下令清場。以雄才大略著稱的堂堂帝王，對一位並無特異功能的臣子忌憚若此，讓讀史的人實在難以想像。那麼，劉徹真的怕汲黯嗎？
俗話說，正直的人鬼都怕。但這只是尋常邏輯，世界上有些事用尋常邏輯是解釋不通的。從表面上看，劉徹對汲黯確實有些忌憚，但這種忌憚並非出自本心，而是情非得已，勢非得已。一次，大夫莊助替汲黯請病假。皇上問，汲黯這個人怎麼樣呢？莊助回答說，讓汲黯當官執事，沒什麼過人之處；然而他能輔佐年少君主，堅守已成基業，以利誘之他不會來，以威驅之他不會去，即使有人自稱像孟賁、夏育一樣勇武非常，也不能撼奪他的志節。皇上說，是的。古代有社稷之臣，像汲黯這樣的人，就很接近他們了。以武帝而言，既然把汲黯看作社稷之臣，堅守的是你劉家的基業，先前又是你的洗馬，行事「軸」一些，說話「嗆」一些，哪怕憋屈、鬧心，也只好忍了。
再者，開明一些的帝王，不僅要為江山社稷負責，還要顧忌當世乃至身後的名聲。如宋太祖趙匡胤，一次罷朝後悶悶不樂，內侍問他為何，他說，早朝時在前殿為指揮一事出了點差錯，史官必然會記下來，所以不痛快。有些大臣正是利用帝王的這種顧忌，不惜以觸怒龍顏來博取諍臣的身價。如灌夫等一干酷吏，多少都有這個傾向，所謂「以訐為直」。不過，「在刀尖上跳舞」的分寸很難把握，弄不好，身價暴跌不說，還會賠上身家性命。有些大臣揣摩到皇上有直諫之好，瞅準時機，也會來一下「合理衝撞」，以便換取恩寵。如公孫弘等人就是這樣，所謂「以直取媚」。
「以訐為直」也好，「以直取媚」也好，都是站在臣子的立場上看事、說話，且與汲黯其人的行止不夠吻合，因而不能貼切地解讀劉徹與汲黯之間的關係。但是，多角度、多層面的觀照，會讓我們從中看到歷史教科書不便呈現的鏡像，從而對劉徹與汲黯之間的微妙關係看得更加清楚。
追溯起來，作為君臣之間的互動方式，求諫與進諫、納諫與拒諫，起初都是出於政治需要，不存在誰怕誰的問題。忌憚的出現，是因為諫議這件事變味了，異化了。諫議原本是為了發現問題，防止偏差，改正錯誤，但在朝野輿論效應的反衝下，諫議偏離了原初的動機，變成評價君王好壞的一條重要標準了。就是說，諫議這件事由手段變成目的了，不管能否產生實際效益，只要肯虛心求諫、誠懇納諫的君王就是好君王。在中國歷史上，那些被譽為從善如流的明君，身邊總有大名鼎鼎的諍臣相伴隨，如本文開頭例舉的那樣。而且，紅花綠葉相得益彰，明君諍臣同留青史。史書上是這樣寫的，戲曲中是這樣演的，老百姓也是這樣看的。一直延續到今天，凡是與評價帝王相關的書籍或教材，都把納諫視為明君的一個亮點。
依漢武帝的個性來看，他並不是真的怕汲黯，也並非真有誠意折節求諫。他之所以忌憚汲黯，容忍汲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汲黯當作「民主櫥窗」了。就是說，身邊有了汲黯這樣一個展示武帝開明的「民主櫥窗」，至少可以堵住朝野非議之口，也能為自己的政聲加分。漢武帝這樣做儘管未能騙過後世，但卻成就了汲黯的錚錚大名，並使武帝少幹了許多勞民傷財的壞事，讓那時的百姓得到許多好處。正如孫玉祥在《皇帝怕了就好》一書中說的那樣，在專制時代，如果一個帝王對臣下還有所戒懼的話，那個朝代就是再差也差不到哪兒去；相反，如果這個帝王百無禁忌，天不怕地不怕，而只有臣下怕他怕得要命的話，不用說，這準是一個朝不保夕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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