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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培新1948年在香港《文匯報》。
從參與創辦香港《文匯報》，到任職央行首任行長秘書，從參與治理新中國兩次惡性通脹，到力推「承包制」改革主張，91歲的楊培新這一生坐言起行，書寫了叱咤風雲於香港報業、影響中國經濟進程的傳奇人生。在香港文匯報創辦65周年之際，楊老接受本報訪問，追憶香港《文匯報》初創時期的艱辛和榮光。他說，《文匯報》在港創刊時儘管經費困難，但憑借客觀權威的內地戰局報道與經濟新聞贏得了工商界人士的信任，一躍成為最受香港民眾歡迎的香港報章。■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曉雪、凱雷、海巖 北京報道
在國民黨查封上海的《文匯報》後，1948年，楊培新到香港參與創辦香港《文匯報》。據楊老回憶，「1948年夏天，徐鑄成(香港文匯報創刊時總主筆)找我談話。他說，潘漢年(早期中共地下工作領導人)是他的親戚，最近向他建議，《文匯報》上海被封以後，已無復刊可能，不如到香港創辦《文匯報》。這是對國民黨最有力的抗議。」
轉戰香港 籌備辦報
按照徐鑄成和楊培新的決定，由欽本立留在上海，擔任上海特派員，浦熙修擔任南京特派員，潘靜遠為平津特派員。隨後，楊培新秘密離開上海。抵港後，楊培新等人住在荷李活道，並立即著手籌備辦報，他回憶說，馬季良、孟秋江等報業精英已先後到港。當時的文匯報由徐鑄成任總主筆，並擔任督印人，馬季良任總編輯，金慎夫任編輯部主任，孟秋江任採訪部主任，楊培新則主持經理部並主編經濟新聞。
「香港當時人才濟濟，報紙很多、競爭激烈，《文匯報》要在這裡打響第一炮，確實很不容易。」楊培新感慨道。「香港《文匯報》在短時間內能站得住腳，應當歸功於徐鑄成的決策。徐鑄成確實是新聞界的一個奇才，『新聞鼻子』特別敏銳，善於自己動手採訪、寫作新聞和社論。他繼承了中國讀書人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傳統，他不屈服日本人的恐嚇和暗殺，不向國民黨的收買低頭，而和共產黨人合作。」
回想香港《文匯報》初創時的崢嶸歲月，時任香港《文匯報》經理、發行人的楊老，至今記憶猶新。令楊老印象最為深刻的，當屬新聞同仁篳路藍縷、迎難而上的新聞幹勁。楊老告訴記者：「我白天是發行人、經理，晚上又是夜班編輯，連軸轉，但報紙一出即賣光，香港老百姓歡迎這份報紙，這鼓舞著大家堅持辦下來」。
被問及香港《文匯報》哪方面的報道最受歡迎，楊老說：「內地國共戰局的報道，香港社會最為關注，而所有報紙中，香港《文匯報》有關戰局的報道最客觀與權威。那時不少報紙都有意、無意間掩飾、淡化國民黨軍隊的潰敗，真實的第一手的消息很多來自於我們。同時，香港社會也非常關注內地的經濟、金融形勢，文匯報這一方面有著權威的消息與分析，因此備受關注。」
一炮打響 轟動新聞界
《文匯報》9月出版，當時恰逢淮海戰役和8月19日國民黨政府改發金元券。這兩件事震動了香港中層人士。《文匯報》稱國民黨軍隊為國軍，稱解放軍為共軍，既登中央社、外電的報道，又登新華社電訊，轉彎抹角透露出國民黨軍隊節節失利的新聞。楊培新說，「徐鑄成等人巧妙地透露戰局的真實變化，吸引了廣大讀者。要知戰局變化，必須看《文匯報》。」
當時，國民黨發行金元券，各報紛紛捧場。但《文匯報》依靠上海特派員欽本立、南京特派員浦熙修，拿到國民黨中央銀行的金銀外匯儲備統計，說明國民黨在唱空城計，並測算出國民黨的空城計只能唱一個月、最多唱兩個月。由於《文匯報》報道的全是鐵的事實和確鑿的統計，工商界做生意必然碰到金元券，不能不考慮《文匯報》的報道。
果然，不到一個月，整個市場即陷於停頓。《文匯報》憑借真實、可靠的報道贏得工商界人士的信任。楊培新說，「香港報紙的批發市場在利源東街，每天《文匯報》的銷路都在增長，而為金元券幫腔的報紙銷路下跌。幾乎是《文匯報》增加一份，他們就跌一份，在中間階層中展開銷路爭奪戰。這樣，《文匯報》就站住了，威信日高，打響了第一炮，也可以說是首戰告捷。」
港英刁難 被罰10元
儘管香港《文匯報》首戰告捷，爭取到了中間階層讀者，但《文匯報》經費依然困難，幾乎天天為籌集印報的白報紙而發愁。所幸《文匯報》聲譽日隆，願意幫助的人越來越多，困難不斷發生，不斷得到解決。
楊培新說，「我醉心於經濟新聞和經濟研究，不願意搞經理工作。但徐鑄成等希望我當經理，而且說這是報紙生存的關鍵。我勉為其難。當時資金主要由民主黨派籌措，但香港的銀行家鄭鐵如、莊世平，企業家章乃器、王寬誠、黃長水、莊希泉也給了很大支持。」
在訪問過程中，楊老向記者憶及《文匯報》初創時被罰10元港幣的故事。南京、上海解放以後，民主人士和新聞界人士紛紛北上，徐鑄成也應邀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由楊培新擔任督印人。那時，劉思慕任總主筆，對英國紫水晶號逃離南京發表社論加以譴責。隨後，香港政府衛生署忽然派人來查報館廁所，指出人多廁所少，違反衛生條例，向法院提出控訴，而香港政治部人員則委婉地暗示，希望少和英國人正面相撞。
「法院通知我出庭，那天我作為法人代表，排隊入庭，前後是些小偷、妓女。我入庭後，被判罰款10港元，如果沒有錢要入獄。我當即交了10港元。」他說，英國那時在香港頒布的法律多得不可勝數。平常並不嚴格執行，但一旦用得上就援引這些條例懲罰一通，「給點顏色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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