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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星
腋下夾著個塑料編織袋，從路旁黑咕隆咚的花墩裡擠出來。夜色漆黑，藉著附近散射來的燈光，我一眼便認出她是後院的鄰居。
後院的鄰居是老兩口，都約莫六、七十歲，我搬到鎮上居住後才認識他們。從一開始，我就管他們叫大爺大娘。我住的這個地方是個回民區，整條巷子只有三戶漢民：東院、後院和我家。東院是鄰縣人，常年在福建一帶打工，很少回來居住。後院的大爺大娘家經常院門緊閉。我和妻子上下班天天從他家門口經過，見他們的次數卻不是很多。
大爺人和善，總是笑容滿面。如果不是笑起來臉上那一抓一大把的皺褶出賣他，光論心態，一定會誤認為他就是個標準的頑童。我兒子偶爾從老家回來一趟，街坊鄰居間，就數和他逗得最歡實。大娘的性格與大爺大不一樣。她沉默寡言，舉止拘謹，走對面遇上時，都很少和鄰居打招呼。似乎天天悶在家裡，就是她全部的生活。
對於大爺大娘家的情況，我一開始不知道，後來慢慢了解了些。大爺的兩個兒子都是教師，在外鄉鎮教書。大爺沒啥工作，也不能種地了，兩老口就靠大娘撿拾垃圾賣錢生活。在我們這個胡同附近，靠撿拾垃圾賣錢謀生的，只有後院的大娘一家。整天撿拾垃圾的，在我們這個小鎮上，我也沒見過第二個人。以大娘大爺的年齡，其他活確實不能幹了，撿拾點垃圾生活，也許是最佳選擇。
大爺的兩個兒子，我很少見，估計條件也不會多好。他們結婚買房之類的事情，只能靠自己張羅和打拚，父母一點也幫不上他們。供他們讀大學的錢，都是大娘整夜整夜撿拾垃圾換來的。
聽說大娘眼神不好，怕光，白天看不清東西，晚上相對還好些。我們這個胡同的人都這麼說。在路上遇到大娘時，如果她空著手心情好，隔很遠就打招呼。如果是提著、背著垃圾，和她走對面她都低著頭繞過去，裝作沒看見，不搭理對方。開始幾次我還和她打招呼，見她不理睬，後來就明白了。她內心深處，可能是深深地自卑，怕別人取笑或看不起她。
以大爺和大娘現在的情況，出門討錢都不為過。靠自己的雙手撿拾點垃圾換錢，靠勞動養活自己有甚麼丟人的呢?大爺年輕時還是村裡的甚麼幹部，年齡大了變成這種境況，我還是有些不能理解。或許，這與他太過正直有關。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大爺家也不太和諧。我們成為鄰居三年多，印象中從沒見過他大兒子和兒媳回來過。他的二兒子一兩個月回來一趟，回來後就經常聽他們吵架。有時候是因為幾個月沒交電費村裡來催，有時候又是欠了自來水公司的水費。孩子不在家，兩老口有時也吵架，多是因為家裡困難，幫不上孩子結婚、買房及生活的忙。有時是大爺聽到了些閒言碎語，埋怨大娘到處撿拾垃圾丟人。
大爺和大娘的感受，我很理解。在濟南讀書時，我住的宿舍在一樓。當初我們那屆中西醫結合專業有幾個行動不便的校友，我們班二個鄰班一個，受學校照顧住進我們宿舍。我結婚時給宿舍的所有兄弟作了邀請，請他們參加我的婚禮。
婚禮結束後，閒聊時有熟人和同事帶著莫名其妙的笑容問我，你大學舍友怎麼都這個樣啊？來的這幾個人要麼是手，要麼是腿，兩三個有殘疾。我當時的感覺十分不舒服。但在我心裡，他們都是我相處了三年的好兄弟。
我結婚後第二年春節的前幾天，在省城買了車房的一位兄弟要結婚，我妻子那時懷孕七八個月了，我未能應邀參加。後來聽宿舍的一個兄弟說，在濟南工作的這位兄弟結婚時邀請去參加婚禮的舍友並不多，有殘疾的兄弟，好像都沒邀請。
大爺大娘沒受過高等教育，一輩子都生活在村鎮上，接觸的都是些和他們一樣說話粗聲粗氣不懂修飾的鄉鄰。這些人中，嫌貧愛富的肯定有，有些人的言語難免很露骨，很低俗，讓他們難以接受。不說他們，就算受過高等教育、正規教育的，自以為高人一等戴著變色眼鏡藐視別人的人，照樣有不少。
看不起、諷刺、挖苦別人的人不一定多，卻幾乎到處都有那麼一小撮。我在醫學院讀書時，就經歷過這樣兩個「小插曲」。
病理課上，剛剛研究生畢業的一位年輕老師，給我講課講到興頭上，東扯西扯扯到了抗日戰爭年代，講到微山湖地區的落後。他說，微山湖那邊的農村人，吃飯到現在還習慣一人端一個碗，蹲在門檻上喝。有時碗裡的飯太熱燙嘴，他們就雙手抱著碗，沿著碗口哧溜一口哧溜一口轉著圈喝。那老師邊講還邊模仿，有點兒貶低農村人的意味。
一位姓馬的同學突然站起來，很禮貌地問老師。「老師，我就是您說的微山湖農村出來的，看您學得這麼像，想問問您那時見過嗎？」病理老師被這突然一問噎住了，有點下不了台。他馬上道了歉，並解釋說絕無看不起微山人的意思。
發問那位同學，在我們班當時成績不算好，一般甚至偏下一點。不過，他會說山東快板，有韌勁，交際能力和人緣都挺不錯。畢業後我們一直沒再見過面，聽說他考上了一家醫科大的臨床研究生，這會兒怕是早已經畢業多年了。
另一個小插曲與我的筆名有關。我發稿時，除了報刊有特別要求，一般都用「星袁蒙沂」這個筆名。「星袁蒙沂」倒過來念，就是「沂蒙袁星」，意思是沂蒙地區的袁星。
有天晚上，與鄰班一女孩在校網吧上網。我在瀏覽網頁，她坐我旁邊的位子上用QQ跟別人聊天。我正看得入迷，她晃了晃我胳膊，呵呵笑著看看我再看看聊天記錄。只見聊天記錄赫然寫道：「美女，你是哪裡的？」「山東最落後地方的。」「噢，沂蒙山區的啊！」女孩以鬧著玩的口吻跟我說：「看著了沒，我以為別人都會認為我們菏澤最落後呢，弄了半天是你們那兒啊！」女孩是我的異性好友，除了說笑，當然沒有挖苦和刺痛我的想法。
那事之後，我便把筆名定格在了「星袁蒙沂」上。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以綿薄之力背著家鄉的名片，到處宣傳。沂蒙山區已不僅僅是那個過去的紅色革命根據地，已不僅僅是過去那個貧窮落後的地方，她正在一點點發展壯大，正在譜寫著富強文明的篇章。
大爺大娘生活在小村鎮，夜晚出門拾荒；我那位兄弟工作在省城，結婚不敢邀請身體殘疾的兄弟。歸根結底，這不全是他們的錯。生活工作的環境不同，可他們都不得不事事小心應對，警惕隨時隨地都可能被無聊者藐視的侵襲，就如我和同事閒聊時，曾被個別人冷嘲熱諷過一樣。
夜晚拾荒極不安全，柏油路上車來車往，大娘卻得獨自外出。從天黑到天亮前的十多個小時裡，她四處穿梭著，找尋著路邊那些被人家丟棄掉的報紙、塑料瓶、乾樹枝等，遇甚麼都拾。窘迫、自卑、惶恐、無奈，她內心的滋味，迫使她夜行的人，怎麼會懂？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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