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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一九九五年，錢瑗生病了，咳嗽，腰疼。到後來，她竟起不了床。
她的學生把她送到醫院去的時候，她還故作輕鬆地對楊絳說：「媽媽等著我，我很快就回來。」
她患的是脊椎癌，進醫院已是晚期。
沒過多久，錢鍾書也病了，住進另一間醫院。
楊絳暗忖：「鍾書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
錢鍾書在病榻之上，全靠楊絳一人照料。
他當時已不能吃東西，只能靠鼻插管從鼻輸入食物。
楊絳每天給他精心做飯。菜做成糊糊。魚做成粥，把小刺一根根挑出來。
那段時間，錢鍾書住在北京醫院，錢瑗住在西郊的醫院，楊絳兩邊奔跑著，疲於奔命。
錢瑗擔心她去醫院看她太勞累，總是說自己的病已經好很多了，不要她去看她。
楊絳只能經常打電話給女兒，她們在電話裡，聊「甚麼最好吃？」
在病中，錢瑗仍然在堅持寫作。
人生在世，應愛惜光陰。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著光陰隨著滴滴藥液流走，就想寫點父母如何教我的事：從識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費光陰的一點努力。 ——錢瑗
有一天，楊絳去看錢瑗，因為每次打電話，錢瑗都嘻嘻哈哈，她以為女兒的病不會重到那個地步。但是，這一次，看到女兒在病床上連翻身都困難了，她心裡已明白是甚麼一回事，只有傷痛！
錢瑗於一九九六年初已診斷為肺癌轉脊椎癌的末期，她怕父母擔心，說可以治癒的骨結核症，在入醫院後，矢志要在病榻寫一部《我們仨》，但病情惡化。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日，醫院向家人通報錢瑗病危，楊絳方知真相，忙勸女兒「養病要緊，勿勞神」。
錢瑗只好擱置寫作計劃。《我們仨》只開了個頭，其餘部分由楊絳完成。
從《我們仨》對錢瑗的工作生活的敘述，可以窺見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多舛的人生軌跡——
接踵不斷的政治活動、大小會議之餘，熬更守夜批作業、編講義，常年體力超支；學校離家遠，交通又不便，某一天早上匆匆忙忙趕到學校，要進入教室時，才發現腳下穿的竟是兩隻不一樣的鞋。
因為錢瑗是一個極端有責任心的學者，應付頻繁的政治、社會活動之餘，對教學一刻也沒有鬆懈。
入住醫院以後，她還在病床上修改教學計劃，指導研究生修改論文，忙個不停。
《我們仨》寫到錢鍾書臨終的情景，令人讀後黯然！
楊絳知道女兒病危，對錢鍾書秘而不宣。她照常天天到醫院看望。錢鍾書雖病重，頭腦一直很清楚。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倏地望著楊絳連聲呼喚「阿圓！阿圓！」
楊絳：「阿圓在醫院裡呢。」
錢鍾書：「叫她回家去。」
楊絳：「回三里河？」
錢鍾書：「那不是她的家。」
楊絳：「回西石槽？」（錢瑗的婆家）
錢鍾書：「西石槽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到她自己的家裡去。」
楊絳答應為他傳話；錢鍾書就閉上眼睛不說話了。 （《說楊絳》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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