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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禎兆
從來也沒有想過日本書寫會一本接一本撰作下去，屈指一算，已經不下十數本，於是不期然要問：真的有需要嗎？如果日本書寫只屬手段，那麼背後的終極目的又是甚麼？
其中當然不可能是窮盡日本的介紹，除了囿於個人的識見視野及興趣流向，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更重要的，乃凡屬認真的撰作，必牽涉主客雙方的互動。客觀上自然指涉日本書寫的對象，由社會現象延展至如本書中的動漫、小說以及電影等等；主觀上就是作者的個人觀照角度。在媒體上可見的比較文化撰作中，兩者的關係往往會失掉平衡，「客大於主」就會出現不具名的搬字過紙式抄錄譯寫，「主大於客」則出現如部分內地作者由上而下式自我膨脹的指點目光——當然，很明顯都不是理想的文化互動結果。
有一陣子，我把日本書寫的定位，集中在文明病的審視上，簡言之就是把日本的紛陳社會變化，作為一種社會問題的預警參照對象，以便讀者可收警惕之效。那其實是另一種「主大於客」的撰作方針，希望從日本書寫的對象中，尋找出我們關心的直接對應物，背後功能性的心態濃厚，離不開問題↓解難的便捷構思。那當然有其重要性及時效性，但一本接一本寫下來，我發覺所謂文明病的核心，一旦外露化呈現於社會現實中，那其實已屬開花結果的最後階段。一般而言，蘊藏病變的潛藏因子，最豐富的存庫就是流行文化，此所以今次我把日本書寫的範疇鎖定在小說、動漫及電影上，正是企圖去發掘更隱性的文明病變基因，而且也嘗試把「主大於客」的窠臼，還原至主客平衡的互動狀態，希望可以循此而建構出另一日本書寫系列的脈絡。所以如果探察社會現象的文明病況三部曲（《整形日本》、《命名日本》和《日本中毒》）屬「外編」，那麼我深信由《人間開眼》而肇始的日本書寫將屬「內編」的啟首作。
感激舒明及洛楓的推薦序言，寫作從來都需要知音的迴響，好讓作者得以步履堅實地繼續毅行四方。 （此為作者新著《人間開眼》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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