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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網上圖片
賀越明
究竟是哪年哪月開始認知魯迅先生的？人到中年，即使打開記憶的閘門，也難以找到確切的答案。這個問題，由內地的中學語文教材不斷刪除魯迅的作品而引發，在我心裡盤桓了好些時日。但仔細回想，具體的時段雖不可考，初始的過程還是有跡可尋的。
肯定是孩提，去虹口公園（後改名「魯迅公園」） 玩的時候，第一次見到這位老爺爺的塑像：他高高地坐在籐椅上，面容安詳，凝視前方，森森柏樹環繞，萋萋芳草映襯，形成肅穆冷寂的氛圍。灰黑色的塑像後方是墓地，一面高大的墓牆，鐫刻着毛澤東手書的貼金大字「魯迅先生之墓」，下方是安放靈柩的墓穴，以花崗石板覆蓋。倘若從不遠處的兒童遊樂場來到這裡，此前的歡樂立刻消散得無影無蹤，剩下的唯有緘默，加上一點點惶恐和好奇。
一個供人遊玩的公園，為何闢出一角作為魯迅的墓地？記得大人告訴我，這位大文豪生前就住在附近，常到這個公園散步、思考，所以他的靈柩遷葬於此。我入讀小學後，去公園祭掃魯迅墓，成為一年一度的例行活動。
魯迅住在公園附近的史事，給我的童年生活平添了不少興味，因為我家那時在溧陽路，離公園也不遠。一個周日，父母親領着姐姐和我出門，走到四川北路，先去虹口公園正門近旁的甜愛路，到千愛里轉了一圈。原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父母在那裡住過，是機關提供的住房。到一戶門前指認了舊居後，好像是父親說，魯迅也在千愛里住過。出了弄口，沿着山陰路一直走，不遠處左拐是大陸新村，進到其中一條短弄堂，就見有家門口掛着長條木匾，刻有「魯迅故居」四個大字。那天鐵門關着，不對外開放，從外面看裡頭有個小天井，台階上去應是客堂間，臥室在二樓。儘管沒能入室參觀，卻給我留下了朦朧的印象：這裡是魯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病逝之處。以後讀到有關他在家中接待客人或伏案寫作的描述，腦子裡便浮現出那個神聖而未目睹的客堂間。稍長之後，又聽聞溧陽路某處有個魯迅的秘密藏書室，他在反動統治者的白色恐怖下，常常夜闌人靜時去那裡讀書、寫作。巧得很，姐姐有個中學同學就住在那棟房子，藏書室在二樓，那同學住三樓，而其母親又是他們的數學老師，所以姐姐去過那房子。一切的一切，讓我覺得魯迅好像就在身旁不遠處，從空氣中都可以嗅到他的氣味。其實時處「文化大革命」，紀念、學習和宣傳魯迅，是籠罩在每個人頭上的政治氣候。
真正從文字上結識魯迅，大約是小學三、四年級，始於語文課本上的《一件小事》。該文不長，內容淺顯，魯迅用第一人稱，說乘坐人力車途中，有個身穿破衣的老婦人突然從路邊碰上車把倒地，車伕立刻停下，扶她起身立定。「我」料定老婦人沒有受傷，也沒有別人看見，怪車伕多事，但他卻毫不躊躇，攙着她一步步走向巡警分所。此時，「我」突然覺得車伕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對於「我」漸漸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搾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當「我」掏出一大把銅元讓巡警轉交車伕後，想到「這一大把銅元又是甚麼意思，獎他麼？我還能裁判車伕麼？我不能回答自己」。文末說：「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這個千字左右的超短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是魯迅為北京《晨報．周年紀念增刊》而撰寫。語文老師教這一課時，講解透徹，還佈置大家寫了感想。通過如何對待跌倒在地的老嫗，魯迅描述了有文化的小職員與車伕的兩種不同想法及境界，從道義上針砭了前者的渺小，頌揚了後者的高尚。即使放在今天看，其教化作用也沒有消失，甚而有切中社會時弊之力。
進入中學，語文課本載有更多的魯迅作品，不光是小說，還有雜文、散文詩。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前期，讀過陸續出版的魯迅小說選、雜文選、散文詩歌選，才對這位「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有了更多的認識。不過，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魯迅被供上神壇，從批判胡適、批判胡風，到開展文化大革命、批判林彪和孔子，直至反擊「右傾」翻案，幾乎無役不與，都被用作「批判的武器」，可能令人生畏和反感。其實，這不應該歸咎於早已過世的魯迅本人。當魯迅從「神」還原為「人」之後，語文教材何以反而容不下其作品的一席之地？
改革開放後文禁漸除，周作人的著述也重見天日，我讀後深感其博識、才情和筆力不在乃兄之下。但苦茶庵裡的知堂老人，是決計寫不出也不會寫《一件小事》的，從其幾百萬字隨筆小品札記裡，不可能讀到這種真誠感知普通勞動者的文字。我以為，在這個貧與富、民與官、賤與貴隔膜日深的時代，語文教材中存有《一件小事》這樣的課文，讓那些擁有富商、高官或歌唱家一類父母的孩童，盡早了解和體悟底層勞動群體的困頓和情操，對良善和正直的品德乃至愛心的培育是不會毫無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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