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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 輝
二十多年前，《上海文論》發起「重寫文學史」的討論，當中有以下要點：「要有史家的眼光，要突破原有思維模式，從一個時代的文學風貌的描述來體現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作用」；「要用綜合的整體架構來消弭一些主觀性，以加強『史』的感覺」；「一定要防止那種簡單化的『一個吃掉一個』的二值對立的方法，提倡多元互補」；「重寫文學史並不意味着一切推倒重來，不要一般地去搞聚義堂、封神榜」；「側重的是重評而不是重寫，兩者並不相等，重寫還應包括史料的重新發掘整理」；「重寫還要強調科學性和學術性」；「包含個性的文學史總是具有重寫意味，即使有些偏頗，也應該允許」。
從上述的要點看來，似乎還比較側重於原則性的討論，具體而實際一點的做法，大概不是三幾篇文章或一兩次座談就可以確定下來的。《市井小說選》在這樣的一個氣候中面世，在編選的完整性而言，也許未盡如人意，但編選的新角度、試圖貫通「五四」新文學和新時期文學的做法，以至破格地選了張恨水的作品，多少也響應和落實了「重寫文學史」這項極具意義的「運動」。
回想當時，王瑤提出了《文學史著作應後來居上》、范伯群提出了《對鴛鴦蝴蝶--禮拜六派評價之反思》，都是相當具體的意見與識見，如此開了風氣，一部新的文學史彷彿呼之欲出了。
「重寫文學史」當然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發的「運動」。這個「運動」所涉及的範疇可以是無限廣闊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文學的網絡有多廣闊，「運動」的涉及面就有多廣闊。「重寫文學史」在某程度而言，可以理解為一種話語權的解放和重新分配的「運動」。
對文學史的修正和重寫，一直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最重要的，也可能是最核心的任務。女性在整理文學史上受到歧視，「重寫文學史」就意味着對男性中心的規範下的婦女形象進行拆毀、修改或重建，並且通過對既定的審美標準和價值觀念作出批判，以揭示傳統文學批評以至文學史的獨裁和偏見。
試想，拉丁美洲的「文學爆炸」，對歐洲中心論的世界文學史觀，起了若干程度的動搖；而像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法國後結構主義者那樣，以「權力意欲」 （will to power）來解讀歷史文化的各種「話語」（discourse）對文學批評的觀念，也起着革命性影響；如果文學史意味着一種文化的規範，那麼，從事文學研究的後者已具備愈來愈多的方法、愈來愈新的觀念，對之質疑，使之瓦解了。
以謝冕的《文學的綠色革命》為例，就是以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考察文學「紅色革命」的種種失誤和偏見，說明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態環境經歷了長期的大破壞之後，大約在一九七八年前後，悄悄展開由思想解放運動所誘發的文學運動。■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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