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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台北國際書展總是在冬末春初時舉辦，台北的冬天濕冷、初春仍乍暖還寒，往年擠進書展會場就像是從春寒的街頭進了暖房，不僅展攤林立、琳琅滿目的彩艷書封襯着聲色喧嘩更顯熱鬧，萬頭鑽動的人潮總讓人摩肩擦踵、寸步難行。出版社大打折扣戰、作者簽書座談會以爭取開春以來第一季的業績，來自國際的版權代理交易也摩拳擦掌地從海外扛來各式書樣。台北國際書展既是第一線的書籍販售現場，也是國際出版交流的平台，參展單位數目與觀展人次分據市場的不同面向，卻同樣關鍵。除此之外，會場內特展的設置、書展大獎的評選，也經常成為出版市場多元性的指標，它為作為台灣出版產業開拓出除了販售業績之外的可能面向。
今年一走進會場，書展現場與往年相比似乎稍顯清寥，海內外參展出版社數目為648家，相較去年的730餘家、前年超過800家的數量，略有消退；不過根據主辦單位台北書展基金會的數字，在國際版權上則相對蓬勃，近500場的版權會議數高過去年的384場。這似乎也間接說明台灣目前出版的一個面向：在書籍市場的銷售端，已有海外其他市場銷售作為參考的版權翻譯書的能見度總是高過本地自製書；一方面當然有促進國際閱讀交流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其壓倒性的能見度是否也揭露了在地書籍企劃、自製潛力及厚度的隱憂，足以讓人深思。
在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中，印刷業者加入攤群、則展示出一個相對新鮮的角落；以「印象森林」為名，在以樹為意象的展場空間中展出了各式視覺藝術書籍雜誌及印刷品。在受到電子書逐漸普及的壓力下，印刷品質與書籍裝幀設計的追求，已經成為紙本出版物在市場上必然出現的市場區別策略，因此將印刷這個總是在出版中相對幕後的環節拉上舞台，確實對紙本出版有着正向作用；然而這項看似美意的心思，若與台北書展基金會在今年取消了「金蝶獎」的評選相對應來看，又令人感覺略為違和且不明所以。自2004年由台北書展基金會創辦的「金蝶獎」是台灣唯一針對書籍設計所設置的獎項，不僅評選出台灣年度優秀的書籍設計作品，同時得獎作品也將由書展基金會提報、代表台灣參加德國「全世界最美麗的書」獎項評選；近兩年，台灣的書籍設計作品也在該獎項中獲得銅獎、銀獎等獎項，不得不說是極具突破的結果，然而台北書展基金會卻就這些獲獎經驗，以「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作為理由而停辦2014年的金蝶獎。
書籍設計作為出版的一個面向，這兩三年來在台灣也逐漸提高能見度，已經不止於停留在設計、藝術類型書圈裡，在文學類型、人文類型的書上也已經看見出版社對書籍設計的重視與封面設計品質的提升，在這樣的時間點取消「金蝶獎」，究竟對台灣書籍出版在方向上帶來甚麼樣的訊息，尚需要觀察。
不過今年在層層銷售展攤之間，由國家圖書館策劃的「寄給時間的漂流季」明信片展，則讓人眼睛一亮；由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文獻中，選出約兩百餘張包含原件與復刻品的明信片，展品年代主要集中於1920年代至1940年代初期，不僅看得見近百年前台灣觀光行銷的意向，也可以瞥見早期庶民生活文化與都市風華。另外由台灣文學館策劃的「時間的封印，文學的跫音--重要古物與珍品圖書特展」也相當值得一看，不僅展出十九、二十世紀投入台灣文化運動的台灣知識分子及文人如洪棄生、楊逵、張深切等人的手稿，也展出對台灣文學極具重要性的各式經典古本，如周夢蝶於1959年在台北藍星詩社出版的第一本詩集《孤獨國》，或是由台灣評論社出版的楊逵《新聞配達夫》一書。
這些已歷數十年、近百年前的出版品、手稿與書籍，皆置於展場的玻璃櫃中，當然已經成為僅能遠觀、無從閱讀的藏品；對應着書展現場熱烈銷售的嶄新書籍，不禁也讓人思索「書籍」作為載體所承載的閱讀本質，在跨越時間的洗禮後如何轉變；今年已然落幕的台北國際書展，超過五十萬人次的入場數字相較去年略少，卻仍使人對台灣的閱讀能量有所期待，至於這樣的能量能夠如何投注在出版產業中轉化成效，則是未來值得持續注目的議題。■文、圖：劉佳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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