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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炳月認為甲午開戰前，中國已經在文化思想上輸了。
曾經留學日本、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的董炳月告訴記者，其實在清日甲午戰爭開戰之前，清國就已經在人文、思想等領域徹底輸給了日本。故而，董炳月認為應當回到人文的層面來反思甲午戰爭。他說，軍事力量或者政治制度，都是由「人」來操縱的。回到「人」的層面，看看是怎樣的社會、文化環境塑造了這種人。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對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借詞頗有研究的董炳月，認為在1894年清日兩國開戰前的二十多年中，日本和清國同時開始近代化，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和技術。同樣是翻譯西方詞彙，economics被清國知識界翻譯為「計學」，日本翻譯為「經濟學」；sociology被清國知識界翻譯為「群學」，但日本翻譯為「社會學」；metaphysics被清國翻譯為「玄學」，日本卻翻譯為「形而上學」。甚至廣為人知的「進化論」，在清國則早期被稱為「天演論」。更為值得省思的是，今日的現代漢語，已經吸納了相當多的日語借詞。
董炳月坦言，與日本相比，在用漢字翻譯西方詞彙方面，清國整體上輸給了日本。所以才會出現現代漢語中存在大量日語借詞的狀況。說到這其中的深層次原因，董炳月認為一是日本並非「漢字文化宗主國」，所以在使用漢字翻譯西方詞彙的時候反而有更大的自由度。而講求語言「信、達、雅」的清國則不同，漢字文化傳統悠久，反而成為了改革與接收新思想的重負。所以在用漢字翻譯西方詞彙的時候，缺乏日本人的那種自由。二是中國雖然幾乎是同時和日本一起開始現代化，但因為種種原因，現代化進程落後於日本，所以只好向日本學習。
漢語的文化優勢，通過近代化逐漸為日本所掌握，從而形成了令國人尷尬而心態複雜的中日兩國「同文」的格局。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更是民眾思維與心態的體現，輸掉了漢語近代化的清國，失去的也就不僅僅只是語言本身，一切文化思想危機接踵而至。董炳月說，甲午戰爭之前，清日兩國在人文思想領域的最大差異之一，是日本培養出了現代意義上的「國民」，並且是「軍國民」，而清國沒有。那種日本式的「國民」具有鮮明的國家意識，為了國家捨生忘死，所以作戰能力很強。在這一過程中，明治天皇1882年頒布的《軍人敕諭》和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前者宣揚忠節、勇武、信義、禮儀等等，後者將忠君愛國作為基本道德灌輸給日本國民。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東京上野公園看到日本新兵入伍隊列中「祈戰死」的標語，很受觸動。他在日本撰寫的《新民說》，闡述的就是如何為中國人建構現代國民的基本構想和思路。
甲午戰爭爆發時，清國仍舊是一個封建宗法制下的君臣天下，並不是一個近代化意義上的「國家」，民眾更是無「國民」的意識。清國對日本的崛起渾然不知，面對歐美西洋，倡導「師夷長技」；面對日本的銳意進取，則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宗主」心態故步自封。所以，甲午開戰之前，清國敗局已定。可惜，由於民族、地域、政治傳統、人生觀等方面的問題，中國「現代國民」的塑造並不成功。故而，董炳月認為，國人除了從侵略、反侵略的角度看待日本外，也要有科學技術史觀，東京在1927年就已經有地鐵了，應當深入了解日本強大的現象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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