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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然認為應當加強對香港青年人的中國歷史教育。
香港城市大學陳學然教授則認為，今時今日回顧120年前的甲午戰爭，則必須跳出戰爭本身的過程，必須站在更加廣闊的歷史深度去審視那場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影響和啟示。這對香港而言，有着特殊的意義。
陳學然表示，歷史主義的虛無和缺乏、對歷史的冷感、有意識的國族觀念的消退，成為了一些香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心態寫照。與中國內地對侵略戰爭的歷史記憶不斷延續的現狀相反，香港人對於整個中國史的感情色彩，呈現出了年齡層次的差異與斷裂。五十歲以上的人從父輩那裡的口傳歷史、年齡更大之人的親身經歷，使得他們對二戰中的香港淪陷，具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但是年齡再小一些的則是在港英當局刻意的「去國族化」的教育背景和社會氛圍下教育出來的；更年輕的人則對歷史毫無興趣，而是滿足在商業文化和消費文化的快感之中。
陳學然表示，將香港史與整個大中國歷史相結合，去看待近代、現代的中日關係時，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他覺得這是一段應當令港人不能夠忘卻的歲月。例如，以割讓九龍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為例，陳學然說，咸豐皇帝自己逃亡熱河，留下了他的弟弟恭親王奕訢與英法兩國談判。但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當清廷決定割讓九龍之後，咸豐皇帝所痛心的，並不是國土的淪喪，也不是巨額賠款，而是讓自己的親弟弟與洋人面對面交涉，認為這丟盡了皇家的臉面，無顏見列祖列宗。處在英國管治之下的港九，在日本人看來，就完全是一種國族的恥辱。陳學然表示，當部分華人上層精英滿足於英國的殖民統治時，日本的明治維新精神導師福澤諭吉在1862年來香港考察。百無聊賴的福澤諭吉在香港的船上故意刁難賣鞋商販的鞋貨，遭到這個商販的反抗。一個毫不知情的路過英國人看到此種情景，一手把鞋子搶過來給福澤，後來更用手中的文明杖把這個中國商販趕離船。大受觸動的福澤諭吉難以想像：英國殖民者可以如此蠻橫；被殖民的華人卻如此軟弱。這件事對福澤諭吉後來的脫亞入歐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
早期的香港人，有着濃厚的國家意識與情懷。1908年，日本輪船「二辰丸」號涉及在中國水域走私軍火，遭到廣東水師查扣時撞毁，日本反要清國道歉和賠款。事件引起了港人的強烈反感，發起示威抗議，港英當局卻出動軍警彈壓，偏幫日本。到了辛亥革命勝利之後的1912年，當英國當局禁止流通中國銅幣時，香港人以罷乘電車的方式進行了抗爭。而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中，英國人更是力圖將港人的愛國怒火撲滅於萌芽。陳學然說，從1902年開始，英國和日本正式締結了英日同盟，英國必然會保護日本在香港的利益。但是，這些歷史被不少人忘卻了。
陳學然告訴記者，經歷了二戰淪陷歲月的港人，對家國意識有了強烈的認同。這種認同曾經不分左中右，不分意識形態。香港一度成為全世界華人保釣運動的中心便是例證。同時，港英當局也以各種方式消解港人的國家意識。這種張力一直持續到香港回歸。陳學然認為，今日香港社會一些「去中國化」的怪象，便與此有着密切的關聯。睦鄰之道，首在自強；自強之本，先在自尊。陳學然表示，審視過去的120年，今朝香港人看待甲午，確實需要一種香港本土的視角，但這種視角的核心，卻應當是中國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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