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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主題公園。 網上圖片
盧一心
往前看，歷史像行駛在軌道上的一輛火車。往後看，歷史更像一場宿命。
2014年3月，當我第一次踏進福州馬尾船政文化遺址群時，立刻有一種被歷史的縱深感所牽引的感覺，伴隨着感受到被一種前所未有的驚濤駭浪所包圍和震撼。馬尾船政文化遺址群包括羅星塔園、馬限山公園，園內不但有中坡炮台、昭忠祠、馬江海戰烈士墓、聖教醫院、英國分領事館等大量船政相關古蹟，還有新建成的大型船政群雕、船政精英館等。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也是中國第一個以船政為主題的博物館。
在參觀過程中我一直在想，如果沒有滿清王朝的腐敗和墮落，中國就不會發生鴉片戰爭。如果沒有發生鴉片戰爭，中國至今可能還閉關自守，沉淪落後。換言之，如果西方侵略者沒有用「船堅炮利」打進中國，中國可能還在沉睡。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講，正是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了科技的發展和海洋技術的進步。同時，也為中國打開了僵化的思維。福州馬尾就是這樣成為中國船政文化發祥地和近代海軍的搖籃。然而，歷史不會有如果。
「師夷長技」的實踐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提出了仿造外國船艦的主張並進行活動，顯示出中國海防近代化的新跡象。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巨痛促成洋務運動啟動，開始了「師夷長技」的實踐。福州造船業從此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期。
歷史資料顯示，1842年，西方列強炮火轟開了福州大門。1866年（清同治五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了福建船政，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建船廠、造兵艦、製飛機、辦學堂、引人才、派學童出洋留學等一系列「富國強兵」活動，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優秀的中國近代工業技術人才和傑出的海軍將士。這些人先後活躍在近代中國的軍事、文化、科技、外交、經濟等各個領域，緊跟當時世界先進國家的步伐，推動了中國造船、電燈、電信、鐵路交通、飛機製造等近代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他們引進西方先進科技，傳播中西文化，促進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他們直面強敵，談判桌上據理力爭，疆場上浴血奮戰，慷慨捐軀。林則徐、嚴復、詹天祐、鄧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愛國志士第一次讓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氣、智慧和力量。
然而，因為時局所限，福州馬尾船政的輝煌只存續了40多年，儘管如此，並不影響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礪志進取、虛心好學、博採眾長、勇於創新、忠心報國的傳統文化神韻，因此，福州馬尾「船政文化」成了中國海洋文化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說到文化，通常是指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福州馬尾「船政文化」是指海洋方面。其在當時所發揮的主要作用，是肩負着民族振興的重任，在如今的重要意義和價值，也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課題。福州馬尾「船政文化」的核心是「船」和「海洋」兩方面。「船」文化代表着前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海洋」文化代表寬廣，博大的胸懷以及以和諧為主題的大境界。當然，「政」也是文化一部分。當「政」上升為「文化」時，則意味着其已經被賦予歷史使命，因此，今天我們發揚「船政文化」意義重大。
其實，福州「船政文化」有着悠久的歷史。史書上載，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越絕書》載，越人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西漢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余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之。」1973年，連江縣浦口公社山堂大隊磚瓦廠工人，在田間挖泥時，在地面下深約1米的地方發現獨木舟的殘體。據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對舟體木材測定，其時間上限為公元前290年，下限為公元前100年（戰國末至漢武帝時期）。由此，證實了古文獻關於閩越族善於造舟的歷史記載。同時，證實了福州「船政文化」的歷史悠久。其實，這不僅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由獨特地理位置所決定的。
福建靠山討海，成了其謀生的必然手段和生存依據，從而催生出海上貿易，也因此必然伴生出所謂「船政文化」。莆田詩人黃滔在《賈客》中寫到：「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生動形象描寫了商人在海上隨波逐利的情形。宋代以來，中國經濟中心南移，中原人口為戰禍所迫紛紛南下，福建沿海一帶人口猛增，許多居民被迫出洋貿易，或移居海外。據載，由於民間造船業臻於興旺，僅福州「沿海九個縣，就有三百七十三隻海船。正因為造船業的發達，古代福建海上貿易的繁榮盛況是可以想像的。也因此，「海商」才會成為福建很關鍵的一個詞和新註解。
當然，伴隨着福建造船歷史的悠久，和海上貿易的興盛，才成為西方列強虎視眈眈的對象和窗口。由於清政府的積垢，長期的腐敗和閉關自守，讓西方列強找到了可乘之機，鴉片戰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所以說，歷史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其實背後都有其必然的原因，而每一個必然的背後也都和人為因素有關。換個角度講，歷史上每一起重大事件的發生，無論正面與否，從歷史的角度講都有其雙面性。一方面可能是正面的因素比較多，另一方面可能是負面的因素比較多，但雙方面其實是共存互生的。以鴉片戰爭為例，其負面因素在於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由此造成國破家亡，百姓流離失所，其正面因素在於中國因此得到了警醒，由此帶來科技和文化方面的發展與融合，然而，歷史問題又有誰能說清呢？
福州馬尾「船政文化」的發展，有一個非常值得肯定的特點，那就是興辦福建船政學堂並獲得成功，而且，後來開辦的水師學堂的總辦、專業教師多是閩人。李鴻章曾說，「閩開風氣之先，今日創辦海軍，豈能捨此而取其未習者？」然而，以筆者之見，福州馬尾「船政文化」的發展，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海洋科技方面，也不止於其成為中國船政文化發祥地和近代海軍的搖籃，更重要在於提振整個中華民族的士氣和愛國精神，其中出現若干歷史英雄人物就是一面鏡子。總之，先進的思想必然帶來先進的生產力和科技，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是指日可待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福州馬尾「船政文化」的發展，既是歷史的必然，也似乎已經成為某種歷史的宿命。或許，這也是讓許多人入迷的原因。此外，其文化的價值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大力弘揚之外，也應不忘警鐘作用。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就是這個道理。尤其是其作為中國船政文化發祥地和近代海軍的搖籃，更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從歷史和文化角度講，這應該也是「中國夢」的一部分。我相信，其必將給未來強大的中國提供巨大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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