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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帆
120年前的今天，甲午戰爭在豐島海面爆發，被稱為「亞洲第一」的中國北洋水師於7個月內全軍覆沒。這場慘敗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也留給後人不斷窮究的歷史迷思。特別是今年以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的各類活動如火如荼，其規模、層次、頻率、熱度，明顯超過以往，國人追問最多的問題就是：中國到底敗在何處？
答案當然不是唯一的。作戰謀劃的失誤、海權意識的淡薄、清廷的腐敗......人們總能從120年前的諸多史實中找到相應因子和論據。而在昨天的「殤思．鏡鑒--甲午戰爭120周年研討會」上，中國海軍史學會會長陳悅的發言引起很多與會者共鳴：「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場戰爭僅看作是腐朽軍隊和政府的失敗，那我們全部錯誤！」一些有識之士認為：中國的甲午之敗是制度之敗，是國民文化性之敗。
的確，在西方列強的炮艦威脅下，中國和日本在十九世紀中後期各自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誠如專家分析，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制度上全面學習西方，而清朝的「洋務運動」在「中體西用」的口號下，只引進西方的「器物」，卻拒絕制度乃至國民性的深刻革命。「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一個則止於外形」，甲午戰爭恰恰是這兩種變革成敗的檢驗場。
文化而非政治決定社會成敗
日本「明治維新之父」福澤諭吉說過，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和經濟的改變。其中，「人心的改變」 最為關鍵。梁啟超指出，「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故我國民一盤散沙，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而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前不久向新華社反思甲午戰爭時的一席話，更是發人深省。在他看來，百姓是不是國民，有兩條重要標準，一是有沒有權利，二是有沒有財富。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在「明治維新」中，日本搞了「自由民權」運動，其核心是「納稅人的參政權」，走了與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鼓勵民間資本。反觀大清帝國，卻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於萌芽之中。
人們越來越認同，文化，而不是政治，決定一個社會的成敗。但同時，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強調：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於沉淪。甲午戰爭120年後的當下，歷史又處在一個重要關口。正在深化改革開放不斷崛起的中國，如何將經濟器物層面的後發的優勢，轉化為政治制度優勢，乃至重塑國民文化性，仍處在繼續爬坡的艱難求索中。
人們常問：如果再來一次甲午戰爭，中國會打贏嗎？答案仍在中國人這邊。中國執政黨領導的全面改革能否在上述歷史使命中有所建樹，人們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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