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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彪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經過社會多年討論及數年的立法工作，阻遏各行業反競爭行為的《競爭條例》即將實施。普羅市民都普遍期望實施競爭法能對商業市場作出適度規管，避免合謀定價及編配市場等反競爭行為損害廣大消費者利益。然而，臨近法例實施，一些意見認為建造業工會與資方運作多年的集體談判議薪安排，涉及合謀定價，可能抵觸競爭法。根據競爭條例第六條，禁止反競爭的協議、經協調做法及決定，其效果或目的是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則任何業務實體不得訂立或執行協議。有關意見隨即令建造業工友十分憂慮，擔心薪金不再受到保障，也擔心失去日後工人的集體議價能力。
工會不是業務實體(undertaking)
工人是僱員，無須面對賺蝕風險是最基要釐定僱員的準則，這準則在重要判例Lee Ting Sang v Chung Chi-keung and another[1990]及其後Poon Chau Nam[FACV14/2006]獲得確認。因此，工人肯定不是業務實體。而由行業或企業工人組成並註冊的工會，只是代表工人的集體利益，可以說是工人身份的延續。因此，工會也不是業務實體。當工會與行業僱主透過談判為工人爭取合理薪金水平或其他福利待遇，並達成的協議，在性質上，該勞資談判協議根本不屬於競爭條例所規管的業務實體之間的反競爭協議。
一般來說，行業議薪協議的約束力，源於勞資雙方的長年互動和互信，部分建造業的工會與商會就薪金的談判是經歷超過五十年的慣例。但是協議內容和實行也保留了彈性和空間，僱主最終聘請的工人會基於工程的複雜程度、工期緊迫性、地盤的地點和環境等等，議薪結果與實際工人受薪通常有差距。據工會統計，通常有三成人高於協議薪金水平，三成稍低於薪金水平，其餘的大致按議薪結果。談判的議薪結果最重要是為工人、法庭和政府提供一個參考的薪金水平，工人應聘或與僱主商談條件時，有一個公認的薪金基準，保障自己不受剝削，也可以按此基礎爭取其他特別安排的補償，例如偏遠地盤、深宵加班。而當僱主倒閉欠薪或遇到嚴重工傷意外事故，工人向政府和法庭追討賠償也有根有據。
勞工政策與經濟政策截然不同
其實，綜觀全球實施競爭法的經濟體，集體談判依然屬勞工及其工會擁有的權利，並非旨在影響市場競爭或壟斷市場。勞工政策與經濟政策截然不同。從政策角度而言，勞工政策是政府介入市場，透過立法和行政，保障勞工免因資訊和權力處弱勢而受僱主所剝削，尤其是容許工人透過工會組織與行業或企業僱主進行集體談判，賦予工人集體的議價力量，有效保障勞工待遇和地位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石。經濟政策旨在發展經濟，創造競爭和發展的環境，提高經濟成長，創造社會財富，亦有利消費者。因此，兩套截然不同的政策範疇，勞資談判何來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呢！
另一方面，社會也有意見認為香港旅遊業議會所推訂的旅客小費規定，有可能違反競爭條例，旅遊業界及從業員(主要領隊和導遊)也有憂慮。筆者認為旅遊業小費規定與建造業勞資加薪談判是有區別的，根本原因是旅遊業議會主要由旅行社作為成員所組成的，是業務實體組織，小費的規定是由議會決定，而不是與工會組織談判出來的。數年前，議會更漠視工會的反對，修改小費規定，容許旅行社可將小費用於業務經營成本，而非單純撥作領隊、導遊和司機之收入。因此，議會作出小費規定，確有爭議。
誠然，競爭法對廣大消費者的利益有利，但集體談判議薪亦關係到打工仔女的權益。為釋除業界疑慮，競爭事務委員會宜於日後公布的指引中明確說明勞工事務在競爭法下的性質和處理方法，讓工會有例可依，釋除憂慮。政府也應該考慮確認行業性勞資談判和豁免機制，賦予勞工處權力，確認勞資談判結果並自然豁免受競爭條例規管，只要處理得宜，相信法例可如競委會所言，能夠達到「維護競爭，眾享其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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