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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副會長 香港機構醫生協會副主席 潘佩璆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近日決定不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以中間人身份，在年前捐出145萬元給予香港大學一事。我作為港大校友，對這個決定深感不安。
戴耀廷捐款迂迴曲折疑點多
根據去年10月28日網上披露的文件，這4筆捐款全部經戴先生以中間人身份交給大學，並指明以無名氏身份捐出作指定用途，詳情如下：
第一筆是2013年5月14日的20萬元，接收部門為人文學院，指定用途是支援「Faith and Law」計劃。第二筆是同日捐出的30萬元，接收部門是法律學院，指定用途是支持舉辦有關政制發展及法治教育的會議及研討會。第三筆是5月20日的80萬元，接收部門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下稱「計劃」），指定用途是資助「全民投票實踐計劃」的電子公投系統，這可能就是在次年6月22日的「佔中公投」中所使用的系統。以上3筆捐款，是以3張序號相連的本票，經由同一位銀行職員在同一分行發出的。
第四筆捐款是2014年2月6日的15萬元，接收部門是人文學院，指定用作支付一名研究助理的薪酬。根據戴耀廷與「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的電郵往來中，戴提到可能多取到一筆約20萬元的捐款，可為「公投」計劃招聘研究助理，又說打算從另一項現行計劃中，調動一名研究助理到「計劃」，協助處理「佔中」民調，更指明會利用這筆預計的捐款支薪。2014年1月間，戴耀廷與人文學院院長蔡寬量教授討論有關一名研究助理的資助，經協商後，蔡確認15萬元再加上之前的20萬元的餘額足以支付此名助理一年合約的薪水。據報章報道，去年6月間確有一位名字與該助理十分相似的人士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榮譽項目主任」的身份，向傳媒解說「6．22公投」的安排。
港大內部曾對捐款者的身份有所質疑，並曾就此詢問戴先生，戴表示前3筆是「間接來源」捐款，他本人亦不知道捐款人是誰，並反問如果不打算申請配對補助金（即大學收到多少捐款，政府就提供同等數額的資金，作為配對），是否便沒有問題。負責處理事件的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總監徐詠璇女士最終向外務副校長周肇平教授匯報此事。至5月29日，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總監（發展）黃月妙女士發出電郵，表示她已經與周、戴會面，戴承諾會解決捐款來源問題，並會盡快通知校方。黃在8月2日再報告，指3星期前已接獲戴通知捐款人身份。至於第四筆捐款，戴在負責部門查問時最後回覆捐款人可用「朱耀明」的名字。
我對這些資料感到非常驚訝，心裡不禁產生以下的疑問：
1、網上披露的資料是否可信？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人證實或否定這些資料的真確性。戴耀廷本人曾就前3筆捐款，於去年10月28日，即網上資料曝光當天發布了聲明，指這些捐款都是「源於有（一位）本地熱心市民（英文聲明稱「a member of the public」）向朱耀明牧師捐款」。同日香港大學發言人指港大對內部電郵通訊被公開，表示遺憾。這兩件事說明網上曝光的資料應該是真確的。
2、戴耀廷自認只是中間人，那他肯定與其他更接近捐款源頭的人有接觸，然而他卻指自己也不知道真正捐款人是誰，要花近一個半月時間才能提供有關捐款人的資料。何以一位大學教職員會在不清楚捐款者身份的情形下，代表對方向大學指定部門捐款，作指定的用途呢？
3、既然捐款者透過如此迂迴的途徑捐獻，港大的行政部門有沒有仔細查證，確認真正捐款人的身份？
4、捐獻給大學是光榮的事，即使謙虛低調的人，亦樂於提供真實姓名，但戴卻要求以「無名氏」身份公布。尤其是當時有捐款配對補助金，每一筆捐款都能變大一倍。這次捐款人透過戴先生表示寧願不接受配對，也不想透露身份，原因何在呢？捐款人要隱瞞身份的對象是誰呢？如果是校方，或校內某些人士，那原因又何在呢？
5、「計劃」廣泛就政治議題進行民調，亦曾主持有關政制改革的民間投票，「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在港大的其他職銜是榮譽助理教授，及宿舍舍監。這些職位一般只有少量津貼而已。那他和港大的關係是甚麼呢？「計劃」冠以大學的名字，那它與港大的關係又是甚麼呢？是否財政獨立？港大對「計劃」又有沒有行政支援及監督權呢？
6、「Faith and Law」計劃是甚麼呢？為何有人要透過如此間接的途徑捐款給這個項目？
港大低調處理有損聲譽
大學的存在，有賴社會整體的支持，無論是土地，撥款，還是法定權力，無不源自社會。因此公眾對於大學的運作，有不容置疑的知情權，以監察大學是否適當使用源於公眾的資源，有沒有任何勢力干擾學術自由？有沒有人利用大學從事不可告人的勾當？
此次「佔領中環」行動持續了79天，影響了數以百萬計市民的生活。眾所周知，整個「佔領中環」行動，其構思就是由戴耀廷提出來的。然而從網上資料看來，戴不只是理論的倡導者，更以實際行動，透過聘用助理，引入迂迴捐款來推動「佔中」行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亦在「佔中公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香港市民，不論對「佔中」持何立場，都期望了解港大、其轄下單位，以及教職員透過其職位，在「佔中」行動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這次港大校務委員會決定低調處理，僅僅檢視涉事人員有沒有違規，做法明顯不能回應這事件的重要性，公眾關注的程度和知情權，以及隱瞞真相會對港大聲譽造成的巨大破壞。
我希望港大能夠重新審視這個事件，通過以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方式，賦予充裕的權力，就種種問題作出調查研究，向校方作出建議，並向社會交代結論。如此方是去毒療傷，正本清源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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