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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這是三聯細味香江系列首本有關非華人群體的讀物，書名《非我族裔》固然凸顯以華人眼光來觀看「他者」，但也反映出他們的少數族裔處境。然而這也是一種有趣的情境，因為當初英殖政府多少以一些少數族裔來平衡本地華人的社群影響力，例如在早期香港警察編制中，除白種人以外，印度裔（多為錫克教徒）警察的地位比華人警察高，而來自歐洲各國的白種人居住於尖沙咀與港島一帶地區，均不許華人進入等。這種優惠少數族裔的政策，固然是為了維護英人統治，壓抑華人反抗勢力，但也可見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各國，均視香港為往中國經商及傳教的橋頭堡。
這些少數族裔還包括不少同樣與英國人一起來到香港的外籍商人，如久居港澳一帶的葡萄牙人，來自印度孟買的巴斯人（Parsee，傳統上稱為祅教徒），他們因為獨特的因素成為英國拓展在華商貿時的夥伴。熟悉華人社會的葡萄牙人是英人的傳統盟友，也在中英貿易中擔任翻譯以扮演中介角色，巴斯商人則像猶太商人一樣長袖善舞，至於錫克教徒和驍勇善戰的廓爾喀人則各自擔任警察和軍隊角色。然而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由於列強在世界各地迅速開拓殖民地以擴張其經濟生產力並進行競賽，故處於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香港，也被他們盯上。不同族裔之間倒也各司其職，如德國人和美國人來港主要是為了經商和傳教，而法國人則主要為了傳教並設立不少慈善機構。
本書以戰前香港作為記載的背景，然而這「戰前」倒是有點模糊不清，因為「戰前」可以指「一戰以前」也可以指「二戰以前」。對居港德國人而言，由於一戰是英法兩國與德國開戰，所以他們在一戰爆發前夕已被迫離開香港了；有關俄國人的記錄最少，主要圍繞着白俄以及他們帶來的食品；另外，由於英日兩國在二戰時才開戰，故有關日本人的記錄延伸到二戰前夕。然而也許由於年代遙遠，或者是因為戎馬倥傯令文獻散佚的緣故吧，書中對於不同族群的記述到底恍如浮光掠影，讀者無法更進一步了解這些少數族裔的生活或工作情況。不過如果把它當成有關早期香港非華裔社群的入門書，《非我族裔》還是挺合適的。
然而有關非華人社群的記載如此簡陋，恐怕亦與他們來港的心態有關，環顧本書有關不同族裔的各章，除了在港英人人口不斷增長外，其他歐裔人口均只在港進行經商、傳教等宗教及經濟上的活動，不過是短暫滯留於此，甚少人在此落地生根、生兒育女。基於殖民地統治的需要，以前大部分公務員皆為英人（文書翻譯和警察則由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擔任），除了因為極少華人精通英語外，還因英人更廉潔、更忠實可靠。在西方商人群體中，以英商影響力最大，作為英國殖民地，這可以理解，但他們（如怡和、寶順等）的權力甚至可以影響倫敦方面對港督的撤換，如同情華人的軒尼詩因此被撤職。在〈亦官亦商的英國人〉一章中，讀者也可窺知香港開埠初期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方面的權力結構，這是一個以英商為統治基礎的社會，一如英國開始拓展殖民地時，其始作俑者和負責人不是英國政府，而是東印度公司。
巴斯、猶太和阿美尼亞商人則是依附着英殖官商勢力的邊緣族群，他們都在俄國或鄂圖曼帝國等地受到宗教或種族迫害，為覓自由生存之地而來到香港的，到處漂泊無家令他們成為了極成功的商人，他們被歸入東方的商貿社群（Oriental Mercantile Community），以示與歐洲商貿社群（European Business Community）不同。當中阿美尼亞商人數目最小（大部分在東亞經商的阿美尼亞商人在新加坡定居），而巴斯商人則在生活上已完全西化，也不像歐洲人般與社會隔絕，如麼地因多次捐款建立喬治五世夫人銅像及籌建港大，而獲封為爵士，而作為阿美尼亞人的遮打亦因為熱心推動中區填海及籌備維多利亞女皇登基慶典等，而深受英國統治者認同。
不管歐裔抑或非歐裔人士，他們的名字和活動已深刻在我城之中，無論街道、醫院、教會、教堂抑或公司的名稱，都可見他們的蹤跡，即使次要角色的德國人，也曾設立過日後著名的香港公司--捷成洋行（Jebsen & Co.），而女校瑪利諾書院就是美國天主教會的瑪利諾修女（Mary Knoll Sisters）來港建立的。今日香港的賽馬會、遊艇會等會所，當年的活躍分子都是這些少數族裔，與華人平民社會形成鮮明對比，這也可以說是香港史的一個獨特側面。
香港社會在很多方面受惠於這些少數族裔的傳教士和商人團體，事實上，早期香港殖民地政府為華人社會所做的很少，正是各國教會團體，以及東方及中歐混血商人為香港社會福利及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前者的代表人物為麼地爵士，後者為羅旭龢，他們也靠大灑金錢而躋身香港議會。然而正如作者在總結本書時說的，在大部分居港歐裔人士中，有不少抱着六十歲後回到歐美社會的想法，這也許是因為香港社會絕大部分人口為華人，也許以英人為主的西方人深感自己只是過客，這也說明了英殖政府為何到底沒有保留大量早期香港的殖民地建築。■文：彭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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