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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作者在波蘭遞交國書前檢閱儀仗隊 。
編按：外交工作是如此神秘，在普通群眾的想像中，往往威風凜凜的外交官們只要在談判桌前談笑風生，「檣櫓灰飛煙滅」。然而實際上，人們的理解有時難免失之偏頗，忽略了外交工作幕後的艱辛風險。周曉沛大使以回憶錄的形式，行雲流水的筆觸，與我們在《大使札記--外交官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分享了近四十年外交生涯中親歷親聞的軼事趣聞，還原了駕馭國際風雲特殊人群的真實面貌，濃縮了其外交生涯的感悟和精華。本版特節選書中部分段落，以饗讀者。■文：周曉沛 節選自《大使札記--外交官是怎樣煉成的》（人民出版社）
隨着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帶來的知識與信息「大爆炸」，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民眾對外交的興趣和了解也不斷增加。外交部的微博外交小靈通開設短短一年間，粉絲人數逾500萬。對我們的外交工作，我也曾聽到過各種各樣的議論。國內有人批評外交部對外表態「太軟」，以致諷刺說需要「補鈣」；而國外有人卻指責我們「過於強硬」，甚至別有用心地製造各種版本的「威脅論」。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外交上「度」的把握有多難！
何為外交？
究竟何為外交？外交的內涵又是什麼？據考證，「外交」一詞古來有之，亦稱「外事」、「洋務」。英語的「diplomacy」、法語的「diplomatie」、俄語的「дипломатия」等大多源自希臘語「diploma」，其原意是古希臘派遣使節時所頒發的證明身份的「雙重折疊」證書（相當於近代的國書）。「外交」一詞係從這個詞裡演變出來。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其後盾是國家的綜合實力。外交就是要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為改革開放營造和平的國際環境。有祖國和人民做強大後盾，我們外交官在前方就更能挺起腰桿，有所作為。隨着時代變化，外交的概念及內容都逐漸拓展豐富。除了傳統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外，還包括經濟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等等。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世界越變越小，互動越來越密切，對外工作難度也愈來愈大。
一般認為，外交是指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交往與交涉。但也莫衷一是，有定義「外交就是用談判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係」（《牛津英文詞典》），有解釋外交是「駕馭國際談判的藝術」（美國《韋伯特詞典》），有說「外交是對外政策的工具」（蘇聯維辛斯基主編的《外交詞典》），有人則稱「外交就是妥協」......看來，大千世界就是這樣五彩繽紛。
外交是「一門藝術」
記得周恩來總理說過，外交是「一門藝術」。陳毅外長則坦言，「外交這碗飯是不好吃的」。都說「十年磨一劍」，外交這一行恐怕要有幾個十年的磨礪，實際上是終身磨一劍。數十年的外交實踐，包括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使我們深切地體會到，外交不是嗓門兒大、調子高就算贏了，而是鬥智鬥勇，還得以理服人，要靠軟實力，需有全球視野和戰略定力。
在國際關係中，無論交往談判還是交涉鬥爭，無論對待大國還是小國，都要不卑不亢、相互尊重，善於審時度勢、求同存異，盡量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正如古人所云：「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這也是新中國外交的獨特性之所在。該硬則硬，鬥而不破；該軟則軟，以柔克剛。既敢於鬥爭，又善於鬥爭，為祖國和人民贏得尊嚴，贏得朋友。
作為外交官，必須特別嚴謹細緻。外交無小事，事無鉅細，都應認真精心，準確無誤，容不得半點兒馬虎。這也是外交工作特殊屬性所決定的。有一位秘書，把一場外交活動的時間記錯了，我們的領導人去機場送外賓時，人家早已起飛回國了，他也因此受到紀律處分。有一位同志因粗心大意，在援外款項上多畫了一個「零」；有人則曾把人民幣誤寫成了美元，幸虧被領導及時發現，否則會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
在政治文件和外交談判中，有時因一個詞翻譯不準或欠妥，就可能鬧出政治問題。在中蘇兩黨來往信函中，有一次我方用了「要求」而未用「請求」，蘇方當即覆信指責中方居然「要求」他們，並責問道：這是根據什麼權利？難道有誰會認真聽從你們的腔調被嚇唬住，而立刻跑去執行你們的「要求」嗎？鑒於此，中共中央專門致函更正，解釋說，在中文裡二者意思相近，既然你們把這件事看得如此嚴重，那就改為「請求」吧！
在中蘇邊界談判中，雙方唇槍舌劍，氣氛緊張，有一次蘇方在發言中將希望中方「理智能佔上風」中的「理智」譯成「健康思想」。這可惹禍了，因為據說蘇共曾把林彪視為中共內部的「健康力量」，我方當即提出抗議，斥之為「癡心妄想」，為此雙方大吵一場。
驢先生與受傷的鴨子
有人說，「魔鬼存在於細節」。我在莫斯科工作時，使館對外組的一位翻譯在向外交使團發文書時，因漏打了一個俄文字母「п」，將某大使先生錯打成了「驢先生」。幸被對方文秘及時發現，退回重新打印發送。無獨有偶，我們的英文仝仁也因一字之差，鬧了個「國際笑話」。據英文高翻施燕華大使講，她剛入外交部不久，被分配負責翻譯國宴菜單。這不是一件難事，她很快就幹完，並對自己的高效率頗為得意。國宴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每張桌子上都擺放着帶有國徽的菜單。熱菜中有一道罐燜鴨子，盛在精緻的小砂鍋裡，外賓很感興趣，拿起菜單一看卻嚇一跳。他把菜單遞給坐在旁邊的冀朝鑄看，兩人都樂壞了。老冀舉着菜單對她說：「小施啊，鴨子怎麼受傷了？」原來罐燜鴨的「燜」（braised）打成了bruised（受傷）。這個「低級錯誤」給她敲響了警鐘，從此鍛煉造就認真細緻的工作作風，也為以後的翻譯職業生涯打下了基本功。
當然，不是說我們的翻譯盡出洋相；在處理細節方面也不乏成功的範例。有一次，我國家領導人訪問英國時，在談話中引用了雪萊的一句名言「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但由於口誤，說成是莎士比亞的。在場的陪同人員很着急，英文翻譯陳明明靈機一動，既未說莎士比亞，也未點雪萊，而是巧妙地譯成「英國一個大文學家說過這句話」。雙方聽後都非常滿意。
還有一件事也令我終生難忘。剛參加工作不久，領導讓我抄寫一份上呈文件，因字跡潦草，也未核對，曾受到嚴厲批評。開始還不理解，當看了周總理閱後退回的文件，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道道和記號，包括打錯了的標點都改了過來，我如醍醐灌頂，這才口服心服，老老實實地一筆一畫重新認真謄寫。這是我入部後第一次因工作態度問題而挨批，從此牢記這個教訓，並經常對青年現身說法，強調嚴師才能出高徒。
交朋友也是外交
作為外交官，必須善於交友。外交，顧名思義就是要進行對外交往。使館第一線的外交官，其優勢之一在於掌握第一手材料，也就是所謂的「活情況」。要廣交朋友，包括「三教九流」，更需深交朋友，交那些在關鍵時候能說得上話、能提供可靠信息的頂用朋友。
在俄羅斯工作時，我經常請對方外交部主管局領導和科員到使館洗桑拿浴、喝啤酒。輕鬆之餘往往能敞開心扉，一些在正式場合不好說或不易處理的問題，可通過這種方式加以溝通解決，被稱為「桑拿外交」。在烏克蘭，正逢其國內總統選舉時刻，我送給競選連任的現總統一個「雙龍壺」瓷瓶。他問，為什麼是兩條龍？我說，龍是權力的象徵，一條代表一任的意思。他會心地笑了。總統連任後幾次見到我都說，是中國的兩條龍「保佑」了他。
在波蘭，重點結識掌權的右派政要。波蘭某些政客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竟以人權問題為由拒見「中共大使」，甚至認為某個政黨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關係是「大逆不道」。對此，有時感到很憋屈，真想大罵一通，但轉念一想，此地國情不同，不能一般見識。鍥而不捨地做工作後，有的未再公開反華，有的成了朋友，有的還敢於站出來為中國說話。在哈薩克斯坦，側重交當權派朋友，有了感情基礎後可直接給總統府或有關部長打電話，爭取隨時解決工作中遇到的難題。同時，也注意與其他黨派以禮相待，化阻力為助力，共同維護兩國長期睦鄰友好的大局。
新中國外交縮影
回顧60多年來，我國的外交工作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就大國關係而論，基於滄桑變遷、時移勢易，從「一邊倒」、「一條線」、「大三角」，到「大國是關鍵」、「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倡導建立平等信任、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互利關係，貫穿其中的一條紅線則是獨立自主，捍衛民族利益，維護世界和平。
「周邊是首要」。 周邊鄰國是中國安身立命之所，發展繁榮之基。我們一直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和睦鄰、安鄰、富鄰，並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新理念，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周邊環境，推動我國發展更多惠及周邊國家。
至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是新中國外交的天然根基。正是他們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我們主持公道，伸張正義，與第三世界始終相互支持、互相依存；在雙邊合作中，樹立正確義利觀，注重大義，多予少取，實現互利雙贏和共同發展。就是在自身最困難的時刻，我國也一直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無私援助。
當然，我們的對外工作也非一帆風順，主要受過「左」的干擾，並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正因如此，我們更應珍惜改革開放後來之不易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新形勢下更要增強憂患意識，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不移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局服務。
毋庸置疑，外交工作也要與時俱進，更加積極主動，不斷開拓創新，更好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作為將強未強之世界大國，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有「成長中的煩惱」。尤其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中，更需加強戰略謀劃，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善於在紛繁亂局中發現機遇，在風險挑戰中抓住機遇，在縱橫捭闔中創造機遇，堅持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路，迎接外交事業的新發展。
只有在理論和實踐的融合上，不斷總結提高並凝聚各方智慧，精準把握好契機，以兩手對兩手，才能最有效地維護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最有利於提升我們的國際地位及國際形象，也才能努力做到外交為圓全民族的「中國夢」服務好。
周曉沛
浙江樂清人。196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1973年起在外交部工作，曾任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科員、駐蘇聯使館研究室隨員，外交部蘇聯東歐司蘇聯處處長，東歐中亞司司長，中國駐俄羅斯使館公使，駐烏克蘭、波蘭、哈薩克斯坦特命全權大使。現任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中亞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前外交官聯誼會副會長、外交筆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外交學院兼職教授等。著有《中蘇中俄關係親歷記》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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