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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人們會指責我是一位工作狂。我必須承認這項指控，但是，在那不受干擾的工作時光中，我卻感到相當快樂。一般，那種將工作與娛樂區分開來的說法，並不完全適用於我......」德裔美國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這位「快樂工作狂」於當地時間2015年5月12日在紐約曼哈頓家中辭世，享年91歲。
蓋伊被譽為歷史學界的「彼得大帝」，用「著作等身」來形容他毫不誇張。他的20多本專著所討論的話題涉及啟蒙時代、魏瑪文化、資產階級的興起、弗洛伊德、性愛、暴力、自我認知、教育理念、文學藝術等諸多精神與文化領域，展現出一幅構建於人類基本經驗上的全景式時代畫卷。2015年初，蓋伊還以91歲高齡出版了一本新書《浪漫派為何重要》（Why the Romantics Matter）。■文：潘啟雯
代表作幾乎每十年一變
蓋伊1923年6月20日出生於柏林，猶太人的身份使他青年時代在納粹德國深受迫害。1938年蓋伊被迫離開學校，第二年在美國親戚的幫助下，乘上了去往哈瓦那的最後一班輪船。在那裡，他上商科學校，並自學英語。他們一家最終在1941年得以入境美國，定居丹佛。如果說，少年時期受到父親無神論的熏陶，讓蓋伊從心底成為啟蒙思想的服膺者，青年時期在納粹德國所遭受的種族迫害、所經歷的「非理性的勝利」，便使他堅定了世界主義的信念。
一到美國，蓋伊就全身心地致力於學術研究，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後，他的第一份教職是公共法律和行政。1952年，蓋伊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這本書獲得不少好評並贏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一個獎項，但蓋伊卻並未贏得應有的回報，「儘管我有這些學術成就，公共法律行政系的老教授們，卻很少願意從底下的精英年輕學者中（當時這些年輕學者都是男性）提拔任何一位。最後，這些老教授憑着他們的智慧，決定讓一位年輕學者得到陞遷機會，而我則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
任教8年後，蓋伊轉至歷史系工作，他把這次工作上的轉變稱為人生中繼逃離德國之後的第二次「放逐」--離開德國使他擺脫了生活中的壓迫，而轉入自己熱愛的研究學科使他獲得了精神上的解放，「事業上的這種轉變，對我而言，就像是回到家了一樣。」
進入歷史系後，蓋伊陸續創作了數量巨大的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他為人所知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幾乎每10年就一變：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他的代表作是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啟蒙時代》；到了1990年代，5卷本巨著《布爾喬亞經驗：從維多利亞到弗洛伊德》問世，這5冊關於19世紀布爾喬亞階級文化經驗的史作，被人稱道為是一部需要「一位擁有十足的勇氣和廣闊知識的當代史學家」，以其「取用不竭的精力、耐心和奕奕之精神」來完成這個「龐大且令人感到興奮的、有野心的計劃」、「重要的歷史書寫工程」。而在結束了45年的教學生涯之後，他又在耶魯大學寫作《我的德國問題》；退休後創作了《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從波德萊爾到貝克特及其他人》。他的全部作品達25本之多，且多是大部頭。
從微觀看歷史興衰
蓋伊其早期的重要作品《啟蒙時代》、《魏瑪文化》等在文化史研究領域具有典範意義；而研究後期又以「運用精神分析方法的文化史」而聞名，是心理分析史學的實踐者，代表作《弗洛伊德傳》更是試圖將精神分析、傳記與歷史相互結合。蓋伊曾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歷史學會傑出學術貢獻獎、美國藝術與文學院金獎等重要獎項。
可以說，蓋伊既受學界肯定，又擁有大量讀者。有評論稱，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文風，蓋伊都顯得「野心勃勃而獨樹一幟」。蓋伊則認為他研究的途徑之一，便是將自己「嵌入」歷史中。
換言之，蓋伊善於從微觀的、個人化的，甚至幽閉的材料入手，探討一個時代的變遷、一代人的興衰，探究歷史事件的運行方式，以向固有觀念作出挑戰，改變人們以往的錯誤觀念。對於蓋伊而言，將事實如實地呈現，填補歷史知識地圖中的空白，或者糾正過去研究中的嚴重錯謬，是他一以貫之的史學寫作思路。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蓋伊沒有將先哲、作家或藝術家，簡單塑造成帶有光環的「偶像」，而是與他們對話、爭辯，有時甚至也揶揄一番。正如他自己所說：「在我的史學寫作裡，其一致性只有一種特點，那就是一股想將事情如實呈現的熱情。」
以《啟蒙運動》為例，其除了論證別出心裁，在其他方面亦多具開創性，為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啟蒙運動研究，引導出一些新方向。例如，法國知識界一向是啟蒙運動的研究焦點，蓋伊筆下的啟蒙運動則是一個泛歐洲的運動。他的書中可看到，巴黎之外，柏林、愛丁堡、甚至費城，都有知識精英參與啟蒙活動。又如，蓋伊着重於勾勒整體的啟蒙面貌，因而不特別凸顯個別啟蒙明星的角色，反而注意到一些二線作家對傳播啟蒙觀念的貢獻。另外，蓋伊不但分析啟蒙觀念，更強調這些觀念與社會的互動，掌握了啟蒙運動的真精神。畢竟，啟蒙哲士並非一群象牙塔的學究，而是一批行動派，意圖改造舊秩序，建立啟蒙的新社會。
闖入國人視野
進入2015年以來，隨着《啟蒙時代》、「布爾喬亞經驗」第一卷《感官的教育》的出版，蓋伊好像突然闖入了國人的視野。實際上，蓋伊在中國的傳播已超過10年。最早、最全譯介者當屬台灣立緒文化，從2003年前後開始，出版了包括《弗洛伊德傳》、《魏瑪文化》、《啟蒙運動》在內的一系列圖書。2005年，內地「跟上節奏」，安徽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言實出版社、鷺江出版社等先後引介了蓋伊的著作，不過都沒有引起社會太多關注。
蓋伊已辭世，但他的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卻正當其時。「布爾喬亞經驗」後續諸卷將會陸續推出，《弗洛伊德傳》重版，《現代主義》亦將面世。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北成認為，《啟蒙時代》遲遲未被引入中國的原因與中國對西方思想接受的特殊順序有關，「在被稱作『新啟蒙時代』的中國1980年代，人們關注的並不是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而是20世紀的新思想、新理論。當時國門剛剛打開，那些『新東西』以壓縮的方式蜂擁而入，人們應接不暇。此種情況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直至進入新世紀，學界發現，我們還需要做很多追溯性工作，從而有了一股大規模譯介西方傳統經典和闡釋作品的潮流。」
出版領域之外，學界深入研究啟蒙運動的需求，包括中國社會的發展形勢，越發顯示出蓋伊研究的重要性。如今，當人們探討、反省現代性，追本溯源回到啟蒙運動時，蓋伊被認為「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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