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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龔敏迪
《戒石銘》是舊時衙門飾物，戒石上的銘文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清人趙翼的《陔餘叢考》提到，歐陽修的《集古錄》謂戒石起於唐明皇。趙翼認為那就是唐明皇的《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詩，《北史》也有「何妥作《龍州刺史箴》，勒於州門外」的記載。除了刻在石上的，《文心雕龍》說：「漢揚雄有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崔駰、胡廣又補綴為《百官箴》。」告誡官吏的文字，不僅多而且歷史悠久。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就已經有頒布於秦始皇二十五年的《為吏之道》，一開首就是：「凡為吏之道，必精絜（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毋私」，還要求他們「臨材（財）見利，不取句（茍）富。」不過只有宋太宗的這個十六字《戒石銘》，一直沿用到了清朝，而且日本桃園天皇寬延二年（1749年），福島縣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寬，還將它刻於該市霞城公園內一塊巨石上，用以告誡其藩政官員。
趙翼認為它始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就是《宋史》中最早提到的《外官戒諭辭》，一般置於「郡縣廳事之南」的碑亭中。張端義的《貴耳集》也有「宋哲宗書《戒石銘》賜郡國」的記載。到了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宋高宗又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賜郡縣，「命長吏刻之亭石」。改朝換代後的元明清，沒了大不敬的顧慮，於是多將戒石移到大堂前的甬道上，《浙西通志》就有「至元皇慶間，重修會稽縣公署......甬道南為戒石亭」的記載，明郎瑛也說：「本朝立於甬道也。」內容上，元代的「浙西別有四句：『天有昭鑒，國有明法......』」是錢塘官員徐琰的創作，明永樂十二年，曹端對將要上任西安府同知的學生郭晟說，「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官至戶部尚書的年富用其義刻碑「公生明，廉生威」於泰安府衙，於是明朝的《戒石銘》正面開始多了「公生明」幾個字。
宋高宗說：「因思異時所過郡縣，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那是置於廳事之南庭中的， 後來移到了甬道上，雖然不能裝作沒看見，但卻是很礙手礙腳的。所以俞樾說「或惡其中立，出入必須旁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動，欲駕言稟於上台，又難措詞」，於是「今則無不易以牌坊，無複有立石者」。不僅如此，《甕牖閒評》還說有人在每句下各添一句，成了：「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着，上天難欺他又怎知？」就是秦始皇那樣的高壓政策，也杜絕不了官員的貪腐。秦以後，官員的腐敗一直是個歷久彌新的沉重話題，於是就產生這個有趣的《戒石銘》現象。
《戒石銘》源於孟昶的《頒令箴》，宋太宗省略了其開篇標榜自己「旰衣宵食」的勤政，和「言之令長」，要求官吏對民仁慈的告誡，和及時賞罰的承諾。其實這些內容確實也沒人要聽。孟昶還一連用了四個典故。一個出自《後漢書》，「中牟令魯恭德政所化，蝗不犯境；野雞不避人；童子有仁心。」這都不甚可信。第二是「道在七絲」，說的是宓子賤治理單父的故事。他每天彈七弦之琴取樂，卻把單父治理得很好。巫馬期治理單父，每天從早到晚，事事親為才把單父治理好。宓子賤告訴他說：「我的辦法是憑藉眾人的力量，當然安逸，而你的勞苦是因為只靠一己之力。」不過，宓子賤事先設計好了讓國君答應不干涉他發揮才幹，才是關鍵所在。第三是「驅雞為理」，出自荀悅的《申鑒》，講的是要像孺子驅雞回窩那樣，要因勢利導。這是為政的基本常識，不足多言。最後為「留犢為規」，是東漢末壽春縣令時苗帶牛上任的故事，他不願做曹魏的官而離任時，牛已經生了牛犢，他說「來時無犢，歸時亦同」，於是把牛犢留了下來。這種特立獨行的清廉，一般人是學不來的。
宋太宗的省略，可謂言簡意賅。只可惜這與其說是在告誡官吏們，倒不如說是給百姓們看，以為皇帝多麼體恤他們，而且在爭搶民膏民脂的同時，撇清了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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