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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國家推行「一帶一路」戰略，香港有角色，可發揮梁振英特首所說的「超級聯繫人」作用。而這個作用，筆者認為特別要針對美國和日本的企業。
事實上，對於「一帶一路」，歐洲積極回應，歐洲希望他們的「容克計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對接。在6月底的第十屆中歐工商峰會上，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和中國總理李克強相見恨晚。但是，美日反應不同。筆者認為，如美日干擾，北京發動全面對抗，則是下策；不對抗，掛免戰牌，採取迴避戰術，是中策；而上策，就是與美日利益均沾，吸引其加入「一帶一路」。若能做到這點，「一帶一路」不可能不成功。
理由是，美日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資本力量和科技力量，如其對「一帶一路」制衡，則麻煩多多。相反，中國能和美日合作，則事半功倍。例如，不久前一度被炒作的泰國克拉運河，如果美資日資和中資港資一起幹，相信順暢很多。
平實而看，除了美日的干擾，北京推行「一帶一路」至少還有五大風險：其一，地區動盪、戰亂與恐怖主義等安全風險貫穿「路帶」之中。其二，民主化運動與民族分裂等政治風險，必將成為中國企業投資大型基礎建設的殺手。在緬甸、泰國、斯里蘭卡等國，已蒙受過巨大損失。其三，由「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波動而帶來各種經濟風險，中國的中小民企往往難以承受。其四，「一帶一路」國家往往在法律上與國際接軌的程度較低，令中國投資受損。其五，由於宗教、文化的差異帶來的社會風險。例如，伊斯蘭教教派衝突，中國企業長期處於無神論的市場環境之中，極易與當地社會產生誤解與衝突。
有趣的是，美國全球安全分析所主任、全球能源安全論壇共同主席蓋爾．拉夫特 ，提出更為有趣的觀點，那就是，中國建造「一帶一路」，而美國則擔任保護的角色。他說，在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習近平主席在9月訪美，可為奧巴馬政府提供一個機會來修正美國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奇怪立場。
蓋爾．拉夫特批評，中國提出「一帶一路」，「華盛頓以沉默進行回應。美國官員不在公開場合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評論。」他更指出，華盛頓還通過軟實力戰術意圖破壞，如反對亞投行，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努力阻止人民幣獲得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其藉口永遠都是相同的：中國還不夠負責任，不夠透明，沒有足夠的責任感去領導一個國際開發專案。
他指出，這一敵意似乎更多地源於「非出自我手」的情緒，而缺乏邏輯清晰、有建設性的地緣政治根據。此外，在道德層面也會令人反感。他規勸道，對美國而言，幫助中國不一定會削弱美國，但站在一邊生悶氣而任由中國打地基，則會削弱美國。
顯然，美國這位智囊的提議，應該是美國應對「一帶一路」的上策。事實上，習近平推動「一帶一路」中已多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也是中國「一帶一路」聯合美日企業家的上策基礎。無疑，中國的上策，加美國的上策，應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一大幸事。
但是，不可否認，美日對中資還是有所顧忌，那麼這不正是香港這個「超級聯繫人」的機會？就如同美資日資當初經香港進入內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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