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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博士 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
特首梁振英提出政府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管治思維，轉而「適度有為」地引導和推動經濟發展。事實上，香港經濟取得的輝煌成績，是自由經濟原則下成長的最佳案例，是香港工商界努力的結果，並非「積極不干預政策」所造就的。多年來本港經濟仍然處在服務型的單行道上蹉跎，當下的經濟形勢和各國的產業實力，已經不允許香港繼續實行單打獨鬥博成功的模式。「適度有為」的思路，既有助香港在新的經濟形勢下迎接挑戰，採取積極措施以解決難題，又能推動經濟向前發展，是造福香港，給城市帶來新希望的大好事，應該受到歡迎。
關於政改的爭拗，已消耗大量社會正能量，也令香港陷入政爭和撕裂的泥淖。縱然如此，香港社會不能停頓，經濟仍需要向前發展。所以特首梁振英在政改後及時提出，要集中精力於經濟及民生，最近更著文提出政府要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管理思維，轉而「適度有為」地引導和配合企業發展經濟。管理思維改變後，政府將會更積極地推動經濟發展，這本來是造福香港的大好事，卻遭到社會上一些意見的挑戰和批評。他們認為「積極不干預政策」行之有效，不應該放棄，而「適度有為」則恐怕變成長期干預。 其實工業界和科技界在上世紀80年代已建議政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而需要積極推動製造業。現在再依所知，談談其背後的理據和因由。
「干預」、「不干預」和「積極不干預」
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態度，可以是干預或不干預 (即自由放任) 。在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政府對經濟的發展，一般都採取放任態度，借市場力量去調控。在香港，由1960年代財政司郭伯偉開始，一直採取「不干預」政策，他說：「一般而言，政府不該憑其商業判斷插手經濟運作。若然不能依靠以身犯險的生意人作決定，我們根本沒有前途可言。」可見當時香港經濟發展迅速，政府採取自由放任是恰當和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但是到了1970年代，夏鼎基上任財政司後（1971-1981年），對經濟的態度，慢慢轉向為「積極不干預」。1980年他在一次演講中這樣說：「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例如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筆者在1984年的一個「高級公務員課程」中曾與夏鼎基探討過「積極不干預政策」之主旨和意義。據筆者理解，在經濟進行正常時，政府對市場不會進行干預，但是當經濟出現新形勢時，政府需要在研判後作出積極的決定，採取積極的措施以解決問題。可見「積極」並非把「不干預」推向極端，夏鼎基的談話給筆者印象頗深。
香港經濟發展回顧
香港經濟是由外向型製造業帶動的，而製造業踏上快速道是始於上世紀50年代初。其原因有兩個，一方面是來自大陸的資本家帶來了資金、設備和技術，迅速展開了紡織、漂染和製衣工業，產品出口到全世界。另方面，50年代中有多間外國的電子公司開始來香港設廠生產各類產品，如零部件和單晶體電子收音機，為香港培養了第一代電子工業人才。數年後，他們開始創業，啟動了本土電子工業的蓬勃發展。在此後的20多年，香港的製造業持續擴大，產品種類繁多，包括塑膠花、假髮、塑膠產品、電風扇、各類玩具等。製造業的輝煌發展，帶動了運輸業和航運業、金融和保險業、旅遊業、服務業和內部消費，為香港帶來一片繁榮景象，市民安居樂業。
但是，在上世紀70年代，台灣和新加坡的產品開始進入國際市場，成為香港的強勁競爭對手。另外加上持續多年的發展，香港的租金和勞工成本已大幅度上升，廠商開始感到經營困難。自從內地於1978年開始實行開放政策後，香港的製造業開始北移到深圳及其他附近城市。這個情況持續至上世紀90年代中，由於絕大部分工廠已內遷，造成香港工業空洞化，香港失去了龐大的外匯收入和近百萬個工作職位，其負面影響深遠，直到今天。這是世界上獨立的發達經濟體中的特例。
經濟發展需要好政策
現在來看，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措施不但反映管治團隊的理念、承擔、智慧和目標，也關係到當時實際狀況和需要。在香港工業萌芽和發展初期及其後十多年，香港處於先發位置，佔盡市場優勢，政府採取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其實是經濟發展的助力，讓工業家各展所能，所以是上上策。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後，香港需要面對新加坡、台灣和韓國的競爭。世界經濟形勢在轉變，在此形勢下，所以提出「積極不干預政策」。這個政策轉變，可以從兩方面分析 。一方面，這可能是為政府提供理據，即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政府有形之手，可以採取措施為改善製造業的困難處境而有所作為，對工業界有所裨益。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港英時代的「不干預政策」和「積極不干預政策」，都只是順應時勢為其「無為而治」提出的「偽政策」而已。其中的「積極」只是為實際「不干預」設置更高門檻，提供理據。但是無論如何，直至夏鼎基於1981年升任布政司後，並沒有跡象顯示他曾為挽留香港製造業免於北遷而作出「積極」的干預。現在反思可見，當年所謂「不干預」和「積極不干預政策」本來都是針對製造業而設的經濟政策，既然港英政府從來沒有所謂經濟政策，而香港的製造業只是受外力引導而發展起來的產業，那麼製造業從香港經濟中消失，便不是港英政府最關心的事了。這與主權政府的新加坡恰好相反。新加坡有產業政策，竭力挽留製造業外遷，至今製造業產值仍佔GDP逾20%，並維持大量就業職位。相比之下，兩個政府的管治，優劣即見。
現在特首梁振英提出要摒棄過時的經濟政策，要有所為，這是給香港新希望，應該受到歡迎。希望政府提出新的思維和前瞻性的產業政策，建立有實戰經驗的團隊來統籌、引領、推動和支持新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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