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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夏
近日，讀到一篇名為《苗子的「調皮」》的妙文（載於2015年第二期《讀者》），讀後大長見識。在這篇不足千字的小文中，作者列舉了三四件大畫家黃苗子偷竊的事：有一次，他偷走了展覽會上的一件展品，還在原先掛展品的地方貼了一張字條：「神偷手到此一遊！」又有一次，他到丁聰和吳祖光在上海的住處玩，將房間裡的一個觀音銅像用衣服蓋着偷回自己家；還有一次，他到杜月笙那裡玩，順手帶走了一件工藝品；直到60多歲時，他還從黃永玉手裡偷走沈從文的一份手稿......大畫家如此偷盜成癖，已使人驚嘆不已；而作者妙手「點石成金」，將偷盜說成是「調皮」，更令人莫名驚詫。這一來，「醜行」變成了「玩笑」，「可憎」變成了「可愛」，既洗刷了大畫家的污點，又維護了其「光輝形象」，真是兩全其美，「善莫大焉」。苗子若地下有知，也一定會感激涕零的。
然而，戲法變得再好，也會露出破綻。看了這樣的「怪論」，愚鈍如我者也不能不產生疑問：難道名人偷東西就不算偷？名人的醜行就該美化？如果偷盜可以跟「調皮」劃等號，那麼那些關在籠子裡的大盜小賊也該要求平反了。因為，他們偷盜不過是「調皮」而已，而「可愛」的「調皮」並不犯法啊！
由苗子的「調皮」，我又聯想到更多名人的「調皮」。不知從何時起，社會上流行着一種奇怪邏輯，即衡量名人和凡人的行為，有着不同的標準。同樣的錯誤，發生在二者身上不但定性不同，後果也迥異。比如，以往官員淫亂，那叫「生活小節」，只要政治上不倒，照舊可青雲直上。而小民如果如此，那就是「道德敗壞」，不但會身敗名裂，還可能毀了一生前程。至於娛樂圈，這樣的事情更多。有的明星，無視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想生男生男，想生女生女，甚至把超生、多生當作資本來炫耀。而相關計生部門卻一邊對普通超生家庭嚴懲重罰，一邊對這些「名人」網開一面，默然相許。更有一些明星，生活放蕩，緋聞不斷，今日搞婚外戀，明日養「私生子」......這些在常人身上讓人不齒的醜行，發生在他們身上就成了「名人軼事」和「花邊新聞」，報刊不加批判地爭相刊登，網絡如獲至寶地搶着傳播，以此來吸引讀者眼球，贏得粉絲擁躉。凡此種種，都褻瀆了道德法律尊嚴，損害了社會公平，敗壞了社會風氣，為社會正義所不容，也為廣大民眾深惡痛絕。
按說，名人和凡人都是人，在道德法律的天平上等值同量，為何在待遇上卻會如此不公？我想這除了暗地裡「潛規則」運作等原因外，也與部分群眾及媒體的「名人崇拜」和「審醜心理」有關。在有些人看來，名人身上「光芒四射」，有點「陰影」也算不了什麼。甚至他們身上的劣跡，也成了流行的「時髦」。誠如魯迅先生所言，即使無名腫毒，若生在名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豈不知這樣一來，反倒放縱了一些名人，使他們自認為是「特殊公民」，可以罔顧道德、法律，恣意妄為，以至在錯誤的路上愈走愈遠，愈陷愈深。這些年來，名人屢曝違法失德醜聞，文藝界歪風邪氣盛行，儘管原因多多，但跟媒體、粉絲對一些名人的姑息、縱容也有很大關係。
對名人的姑息、縱容，也給社會帶來很大危害。名人名氣大，受眾多，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尤其對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來說，名人的言行舉止常會成為他們的學習榜樣，影響他們的審美習慣、價值取向和人格養成；名人身上的污行劣跡也容易被他們當作「時尚」盲目模仿，因此而墮落犯罪者也不乏其人。筆者就聽說過這樣一件事：一個15歲的中學生，把一個9歲女孩哄騙到家中姦污。當被接受調查時，他竟「理直氣壯」地說：人家某某玩了那麼多女人，不是照舊當明星，受追捧，報上還經常宣傳呢？跟他相比，我這點小事算得了什麼？顯然，他從明星那裡學會了違法，也從明星那裡找到了違法不究的「根據」。
在我們法制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但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我們在強調法律平等的同時，也要強調「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名人還是凡人，其行為都應同樣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約束。名人偷了東西，跟常人一樣是偷盜；明星幹了壞事，也同樣不值得追捧、宣傳，同樣要受到追究。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姑息名人所帶來的社會危害，還社會以公道；也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道德和法律的公正，進一步促進社會的安定、團結、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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