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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數千民眾參加著名作家埃科遺體告別儀式。新華社圖
--懷念一位遠去的智者
■ 趙武平
那一天，晚上在綠波廊設宴，談起城市的演變，陳昕總裁對客人說，他們中午去的陸家嘴，是近十年發展起來的上海；出版社所在的福州路，則是過去一百年的上海；而飯店外面的城隍廟，則是七百年上海的縮影。在贈送禮物的時候，又介紹說是取自有五百年歷史的木版印刷古籍，上面文字是一千四百多年前一個朝代的史實。翁貝托身為史學家，自然對這頁故紙興趣濃厚。但沒有料到，他在回國之後，竟仍然惦記着，還會要我幫忙說明，那些文字到底是說什麼。
這下可真是難為住我了，看不見實物，怎又可能說得清楚，那劉宋史書一頁，內容究竟為何。
至於他自己那本書的事情，則是他們離去前一天的傍晚，走在城隍廟人群熙攘的街道上，雷娜特問我是否聽說，安東尼奧尼一九七二年在此地為紀錄片《中國》所取的鏡頭，後來成為中方指控他代表蘇修、美帝國主義和法西斯，用電影瘋狂攻擊「無產階級大革命」的罪證。翁貝托不經意地插了一句，說他針對那個事件，寫過一篇《論闡釋；或者，成為馬可波羅的難度》，收在一個文集當中，到家後會找出寄給我看。
「安東尼奧尼反華電影」事件的來龍去脈，我雖然有所了解，但卻並不清楚片子一九七四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上遭禁的那一晚，翁貝托正好也在首映現場。
不過，我猜他應該不會明白，這場莫名其妙風波的真實起因，卻是美國某楊姓著名物理學家給周恩來「上書」的惡果。他對安東尼奧尼「醜化」新中國社會的指控，恰好被江青等人拿來用作道具，製造出「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一幕鬧劇，不光在中意兩國間引發外交風波，也激起意大利知識界以意識形態和藝術自由為話題，展開一場曠日持久的辯論。親歷其境的翁貝托，自然也參與在內。
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電影季刊》發表文章，以符號學家和文化評論家的身份，結合對電影語言表達手法的分析，既道出了安東尼奧尼身為西方導演在封閉而又極度敏感的中國左右為難的苦衷，也解釋了藝術作品處於世界上兩種不同文化之中，自然會受到「人類學和符號學」的價值判斷，也難免被另一文化所誤讀，曲解，甚至拒絕。他儘管理解中國人當時的心態，但卻不能認可粗暴強加給導演的那些罪名。他堅信安東尼奧尼不是任何一方的「御用宣傳家」，更與法西斯風馬牛不相及，畢竟安東尼奧尼作為一個勇敢的反法西斯藝術家，在意大利是盡人皆知的。
後來，翁貝托也還說過，自從馬可波羅訪問中國以來，無數嚮往中國，熱愛中國文明的歐洲人，即所謂的「中國愛好者」（Sinophiles），無論是虔信的耶穌會傳教士，還是「最後一個文藝復興人物」基歇爾，和近代大哲學家萊布尼茨，或者其他的後繼者，都希望接近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進行交流。但他們努力的目標，並不容易實現；在新時代做馬可波羅，同樣面臨風險和困難。
雖然不曾當面問過，但我在心底以為，翁貝托也是一位真誠的「中國愛好者」，一個想真正了解當代中國的馬可波羅。
一九九三年夏天，經過廣州、西安、蘭州、敦煌、吐魯番，走了絲綢之路的一段之後，翁貝托和一批歐洲學者來到北京，在題為《他們尋找獨角獸》的報告中，他對兩種不同文化的相遇和衝突，描述了三種可能性：征服，--結果要麼是教化，要麼是毀滅；文化掠奪，--像古希臘戰勝古埃及後，對後者文明的兼併和吸納；交流，--互相影響和尊重的雙向溝通，如同歐洲和中國最初接觸的情形；「馬可波羅時代以來，尤其是利瑪竇時代，兩種文化就在交流各自的秘密。中國人從耶穌會傳教士那裡接受了歐洲科學的很多方面，同時，傳教士又將中國文明的方方面面帶回歐洲。」
翁貝托認為他到中國來，「不是尋找獨角獸，而是努力理解龍的習性和語言」，他希望自己面對中國文化，能夠「遵循一種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類學的原則：了解比爾並非意味着去證明他們和我們相似，而是要去理解並尊重他們與我們的差異」。
在同樣的場合，關於歐洲的前途和命運，以及巨大的北非移民潮，翁貝托也有過驚人預言：「我這次有幸走了絲綢之路，在新疆看到佛教、道教的廟宇旁邊有清真寺。我想到了二零零零年後，歐洲各國會像新疆一樣，在巴黎、柏林、羅馬，那個時候的清真寺會比現在多得多。」
「新的歐洲後現代的民主思想，應該建立在承認各個種族、民族的權利，他們能在任何地方自由活動，也就是說，不僅要尊重他們的思想，而且接受有不同文化和語言的民族，這就是二零零零年歐洲應該做的事情。但是現在可以說，歐洲已經天下大亂。」
這是一位智者給世人的忠告，但似乎又如同對牛彈琴。
如今，歐洲迎來更多中東難民，極端宗教恐怖活動也不消停，這世界哪裡還有太平？
也許這個世界永遠不能理解他。
也難怪他要趕緊抽身脫離。
在冥冥之中，我彷彿望見他，正帶了一絲微笑，絕塵而去。
--二零一六年二月廿六日凌晨，埃科先生辭世第七天，記於打浦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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