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龔敏迪
大眾餐飲的店舖而謂之排檔，已經在各地常見。然而排檔的起始，並非那麽大眾化，而是與皇家有關。《宋史．曹輔傳》記載：「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宋徽宗的秘密微服出行，由特地設立的行幸局安排，結果蔡京的謝表中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的話出現在了邸報上，就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而「臣僚阿順，莫敢言」，偏偏這個小官曹輔不肯裝聾作啞，上書說：「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遊樂而後返。」弄得宋徽宗很不爽。清人史夢蘭的《全史宮詞》說：「遊宴遍開行幸局，連宵排當在誰家？」除了到蔡京家去，宋徽宗還要去會名妓李師師......
作為依次安排的排當，並非宋徽宗時行幸局的新發明，《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詰經講經文》說：「必足分憂能問病，便須排當唱將來」；《梁書．太祖本紀》有梁太祖朱溫的《敕》：「其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朱溫不像宋徽宗那樣出宮去享受野食，而是要客省使的官員去千秋門外維護各地進貢者的秩序，然後由親近的控鶴官抬入。
南宋時排當是指宮廷宴飲，元人劉一清的《錢塘遺事》說：「宮中飲宴名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度宗。因之故，咸淳丙寅，給事陳宗禮有曰：『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規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費。』」宋人武衍有《宮中詞》道：「聖主憂勤排當少，犀椎魚撥總成閒。」 但要排當少似乎很難，在醉生夢死中，無法挑戰強者，往往會極端地奴役弱者，苦的是百姓，宦官們也要借排當撈一把，以便強盜般掙得一個類似於同夥的地位，自然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也必然激起一些有識之士的不滿，除了陳宗禮，《宋史．王伯大傳》還載有王伯大向宋理宗上的疏：「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劉克莊更是痛心疾首，他的《後村先生大全集》有這麽一段上疏的話：「臣妄謂今日邊患紓矣，外間或言禁中排當頗密，能如前日之戒懼否？湖山舟?稍盛，能如先朝之篳路藍縷否？」並且深惡痛絕道：「又邊報方急，而增置妃嬪，未輟排當！」食色性也，這本來也是動物之性，不同的是，他們試圖用此填補精神的空虛，有人說喫一頓就少一頓了，死了就喫不成了，有人更進一步說，就是死了也還是要喫的。希望也總是大於現實的可能，而違背常識的心比遵守常識者更頑強。
周密的《武林舊事》告訴我們，南宋宮廷裡排當既多且密，端午節有「春日禁中排當」、中秋節有「賞月延桂排當」、重陽節有「重九排當」、開爐節有「皇后殿開爐節排當」，冬至日、年節就更不用說了，還有「大朝會慶賀排當」......節日以外，平日也是排當不斷：「大抵內宴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酒』。」喫了要站起來活動活動，俗謂用三個肚子喫，加了兩個腿肚子。經過一番消食，然後再坐下來喫，不然就算不得「排當」，只能是等而下之的「進酒」了。
南宋滅亡之後，排當才逐漸流落到了民間。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說：「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台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只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力。」進一步簡化，才輪到普通人家的排當，清人汪琬有詩：「湖山數曲接橫塘，聞有嘉賓款草堂。穉子倘能供灑掃，小妻猶足任排當。三升黍酒傾香碧，一寸蔬芽翦媆黃。明月滿庭花滿徑，為君隨意設繩床。」 現在「排當」已成「排檔」，是指敞開式的大眾餐飲店舖，與宮廷的排當相比，已經有了本質性的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