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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布魯克林》劇照
－－由托賓小說《布魯克林》想到的
最近上映的電影中，有不少改編自當代歐美作家的中長篇小說，比如記錄變性人遭遇的《丹麥女孩》，關乎同性情愛的《卡露的情人》，以及講述異鄉故事的《布魯克林》。■文：李夢
「回」家
電影《布魯克林》以愛爾蘭小說家托賓（Colm Toibin）的同名小說為藍本。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一位名叫Eilis的愛爾蘭姑娘，從故鄉小鎮恩尼斯科西前往紐約謀生。在眾多愛爾蘭移民聚集的布魯克林區，她經歷初到時的尷尬與隔閡，忽如其來的愛情，以及姐姐的猝然離世，從懵懂單純的少女長成隱忍堅強的人妻。箇中辛酸苦楚，有過異鄉漂泊經歷的讀者，或許都能感同身受。
結尾處，Eilis因親人過世，回到小鎮。繁華都市的生活對於閉塞的愛爾蘭小鎮居民而言，無疑是奇幻的存在，而彼處生活的經歷也使得Eilis成為鎮上備受矚目的存在，更為她帶來一段意料之外的感情。去或者留，不再單單因為一份餬口維生的工作，還壓上了親情與愛情的砝碼。最終，出於自願或非自願的種種原由，Eilis坐上了返回美國的輪船。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Eilis與母親告別的時候說：「我要回到紐約去」。「回到」這詞頗堪尋味，可見主人公已然將彼處認作了故鄉。
《紐約時報》書評作者Alex Witchel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托賓小說中一個非常醒目的主題，是對於「家」的渴望。此處的家的概念，或許與地理意義上的故鄉並不重疊，它指的是一種予人心安的狀態，一種情感上的維繫及強調。《黑水燈塔船》中的三代人因為弟弟的一場急病，被迫聚集在外婆的老房子裡；《諾拉．韋伯斯特》中，女主人公因丈夫忽然離世，被迫肩負起一人撫養四個子女的艱難任務；而在《布魯克林》中，Eilis經歷「離鄉─歸鄉─再離鄉」的種種波折，依附母體的臍帶被剪斷。她被拋入陌生地，不得不獨自面對生活。漸漸，陌生變成了熟悉，熟悉的反倒變得遙遠而模糊。
清冷色調
可以說，「被迫」是托賓小說敘事中繞不開的關鍵詞之一。在《布魯克林》中，Eilis做出關乎命運的抉擇時，幾乎都是處在被催促的狀態下：姐姐勸她離鄉，布魯克林的愛爾蘭神父勸她盡快融入生活，意大利籍男友托尼勸她結婚，回鄉後遇見的年輕紳士勸她不要離開。看畢小說，也許我們會覺得Eilis懦弱，然而我想，托賓之所以為書中主角設定瞻前顧後不果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方便敘事及鋪排情緒的考慮。試想，如若主人公足夠堅毅且成熟，又怎能凸顯那橫亘在去與留之間的巨大掙扎呢？
小說在Eilis孤身一人回程的路上結束，留給讀者懷想與揣測的空間。然而，電影改編時，卻在結尾處加上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煽情戲碼。這樣的做法，或許為照顧樂於見到大團圓結局的觀眾的喜好，卻並沒有恰當傳達出──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托賓在原著中盡力呈現的清冷氛圍。
書中文字的色調，與愛爾蘭的海與荒山一樣，有些冷，有些沉悶。與他極為欣賞的作家海明威相仿，托賓在寫作時偏愛使用短而有力的句子，語法簡潔，表意直率。他講故事的語氣或許會因此顯得平淡，甚至有些硬。沒錯，當作者吝於使用任何多餘的形容詞的時候，他筆下的文字或許很難呈現出豐沛飽滿的樣貌。不過，這樣的書寫，與愛爾蘭那片土地的氣質，以及移民小說這一偏苦澀偏愁悶的文學體例對照來看，倒是並無違和感。
模糊的愛爾蘭小鎮
托賓頗為擅長心理描寫，卻無意長篇大論，而是將主人公大段的內心獨白打散，塞入日常生活的縫隙：去海灘的周末，百貨公司櫃枱前的工作日，以及一眾租客七嘴八舌的餐桌前。作者對於主人公性格的摹寫，以及對於故事節奏的拿捏，正是藉由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慢慢拼貼堆疊起來。其中，Eilis寫家信的細節，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在那個電子通訊尚不發達的年代，家信，是他鄉漂泊者與故鄉的唯一關聯。
書中，Eilis每一封家信都寫得異常糾葛：當身在布魯克林的她，對遠在愛爾蘭的家人描述紐約生活與意大利籍男友時，她不知如何開口；當回到故鄉的她，對遠在美國的男友講述自己內心的掙扎與憂慮時，她也不知道如何開口。Eilis是如此害怕被人看低，以至於她必須一次次地藉助書信完成自證與自辯（self justification），以消除移民身份的尷尬印痕。
然而，作者試圖呈現的，遠不止是Eilis試圖建構美國人身份的過程。在主人公關於何處是故鄉的追問中，托賓更真實也更具野心的目的，在於將這故事從單純的地緣意義的探問，拖入形而上的語境中。書中的愛爾蘭小鎮其實極富象徵意味，像蘇童小說中的香椿樹街，或是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看似實在，卻又極其模糊。當我們將Eilis出生的那個小鎮視作一個虛化的、意念上的存在，我們終會發覺，原來我們注定無法拼貼出故鄉的完整圖景，注定在不停往返恩尼斯科西與布魯克林的路上，過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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