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實
近來有極少數人在香港奢談「港獨」，這些人不僅不了解香港的發展歷史，更不知道分離主義將會對社會造成多大的危害。筆者在印度工作多年，深知1947年的印巴分治，在印度等南亞次大陸國家一直是個敏感話題。近日，新德里的「印度人居中心」舉辦了題為「瓦礫中站起--1947年印度難民營深藏的故事」的展覽，這在印度是件稀罕事，儘管主辦方和媒體刻意保持低調，展品也有選擇性，但還是讓參觀者震動和痛心。「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參觀者不能不扼腕歎息並陷入沉思。
難民營老媽媽絕望眼神令人心碎
展覽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一位難民營老媽媽的肖像照，那眼神中流露的絕望與無助，令人心碎。還有，照片中那一望無際的千百萬難民居住的帳篷，那在牛車上下奔波逃難的人群。還有，儘管沒有血淋淋的照片，但當年目擊者有關人性淪喪和野蠻殺戮的素描，仍舊觸目驚心。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兩國分別宣佈獨立，南亞次大陸西邊的旁遮普地區和東部的孟加拉地區被分割。旁遮普地區被分為旁遮普省和旁遮普邦，孟加拉地區則被分為東巴基斯坦和西孟加拉邦。劃分界線的工作是由一位和印度次大陸毫無關聯的倫敦律師西里爾·雷德克里夫擔當，這條分界線因此被稱為「雷德克里夫線」，直到印巴獨立時才公佈。因為這條人為的分界線，加上宗教問題和集體恐慌，居住在印度教徒聚居區的伊斯蘭教徒舉家遷往新生的巴基斯坦，而居住在伊斯蘭教徒聚居區的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則大批逃往印度，短時間內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引發了大混亂，特別是在旁遮普地區，兩大教徒之間發生了難以計數的衝突、殺戮和報復。
分裂導致難以計數的衝突、殺戮和報復
有一本書叫《自由與榮耀：1947年印巴獨立實錄》，是美國和法國學者合著的。書中這樣寫道：「最悲觀的估計，旁遮普邦死亡人數在100萬至200萬之間」。「在拉合爾，原有的60萬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居民只剩下不到1000人」。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至少也有50萬人在衝突中喪生，1200萬人無家可歸。這就是展覽中那些難民營的由來。書中講，「這些人在攻擊時並不完全出自對宗教的狂熱，貪婪往往是隱藏在他們心底的另一大動機。宗教只是被他們借用的名義，鄰居的土地、商舖和財富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該書冰涼地概括道：這是一場獨一無二且史無前例的大災難，無人能夠預見到它的慘烈，它在形式上也沒有任何戒律，其野蠻程度更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觀眾注意到，展覽中有一張照片上英國末任印度總督蒙巴頓勳爵夫婦視察已成一片瓦礫的災難現場。照片上看不出他們的表情和心情，或許是震驚，或許是無奈。不少西方人的書，包括這本相對較為客觀的《實錄》，都想說明英國人曾竭力維護一個統一的印度，印巴分治是不得已而為之，分治帶來的災難既非他們的意願，更非他們能夠左右。但是，誰又能否認，大英帝國對印度兩百多年的殖民統治，那些分而治之、打拉結合、爾虞我詐的伎倆，造就了1947年印巴分治的必然及其連帶災難。西方殖民者怎麼能夠洗清他們在殖民地的歷史罪孽，怎麼能夠說他們對1947年南亞次大陸純粹人為的災難沒有責任，怎麼能夠解釋得清為什麼他們來去的身影都滲透着血污？
推動分裂的政客無力制止災難
展覽中有當時印度精神和政治領袖們試圖挽救危局的照片。聖雄甘地是個好人，他不僅僅四處奔走用自己的絕食來喚醒良知遏制暴力，還在禱告會上把基督教和印度教的聖歌、以及新舊約全書的章節與印度《薄伽梵歌》的內容放在一起。尼赫魯也很勤勉，他帶着當時年齡還很小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後來也成為印度總理）看望和慰問災民。但是，推動分治或不得已接受自治的政治領袖們，都未曾預料到分治的後果，當他們忙於慶典和政治權力分配時，災難發生了。正如《實錄》作者所言，領袖們被民眾這種自然釋放的情緒驚得目瞪口呆，「於是不得不急忙試圖對他們講明道理和加以約束，但一切都是徒勞。當整個國家都陷入殘暴的瘋狂時，要在短時間內讓人們回歸理性是根本辦不到的。」
看這樣的展覽，或者能增進觀眾對今天南亞國家間恩怨情仇的理解。儘管泰戈爾、聖雄甘地、尼赫魯、真納等許多名人強調包容、寬恕與和解，但近70年來印巴關係跌宕起伏、錯綜複雜，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當年分治的「心結」沒能完全解開。
分裂即是國殤，是全民族和每一個人之殤，傷的是元氣，毀的是家園，苦的是百姓。在南亞次大陸，在世界許多地方，分裂釀就了太多的苦酒。國土的分裂，不管理由如何進程如何結果如何，老百姓都會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流離失所、妻離子散、反目成仇。這樣的苦痛和傷疤，可能會延續許多年許多代，刻骨銘心，痛入骨髓，悔之莫及。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現在都已是主權國家，南亞次大陸的分治的現實，只能回顧，無可回挽，而對於世界上其他地方，則是活生生的鏡鑒。「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在新德里看看這樣的展覽，心情很沉重，但很值得，因為當你離開時，對於「為什麼要珍惜一個多元和諧的大家庭？」，「為什麼要維護和追求一個統一的國家？」，應該有了更清晰、更堅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