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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開始把目光投向流行文學作品,是好事。
「瑞典學院甚至非常認真地討論過給《飄》的作者瑪格麗特.米歇爾(Margaret Mitchell)頒獎,儘管這一次他們停留在觀望的立場而最終沒有頒發。」(埃斯普馬克)
埃斯普馬克指出,負責諾貝爾文學獎頒授的維爾森所追求的理念,「其特點是一種將教會、國家與家庭看作神聖價值的保守理想主義,及一種從歌德和黑格爾時代承繼下來的古典主義特色的理想主義美學。」
「諾貝爾的遺囑給有『浪漫理想主義的唐.吉訶德』稱號的維爾森提供了一個機會,把這場地區性鬥爭擴展到國際文學的戰場。」(埃斯普馬克)
過去對諾貝爾遺囑的理解,其實偏離了諾貝爾本人的價值觀念。
用安德斯.厄斯特林(Anders Osterling)的說法,諾貝爾汲取的是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烏托邦理想主義和有宗教色彩的反叛氣質」,而且是很激進的仇恨牧師的人。
毫無疑問,有反叛氣質和自由思想的諾貝爾,肯定會反對瑞典學院早期的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準則。
維爾森主政時期,只有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得到後世的認可:一位是在瑞典人眼中看來可以選中的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Ottilia Lovisa Lagerlof),另一位是以國際視野而言可當選的魯德亞德.吉普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這兩位作家也是瑞典學院反抗維爾森僵化政策的結果。
維爾森最初曾對頒獎給塞爾瑪.拉格洛夫持反對意見,基於這位女作家把現實和傳說結合在一起,這和古典主義美學是有衝突的,而正因為這種特點,使這位女作家在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時期再度得到承認。
至於吉普林,是因為他「幾乎像是創造神話那樣的想像力」,後者恰恰是讀者所喜見樂聞的。
基於瑞典學院新人事新作風,過去一直被拒絕的兩位大作家,威廉.巴特勒.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和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也終於被接納。
葉慈之早先被拒絕,是因為「經常模糊朦朧的表現方式」-也是通常的反對象徵主義的方式。
在這一點上,葉慈的「一方面來看完全引人入勝的詩歌」,這時也沒有逃避開某些批評。
不過,這個戲劇家因為努力追求「偉大的風格」而得到讚賞,特別是在他的劇作《胡拉洪之女凱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中人們看到了「獨一無二的小型的大師之作」。
另一個是蕭伯納,早先他被拒絕是因為「在他顯示的力量裡有過多的野蠻,而太少的藝術性」,而現在瑞典學院在他身上看到的,卻是「一個在本質上屬於理想主義和人道的基本觀念」。
這是瑞典學院對諾貝爾遺囑裡「理想的」這個概念全新的、更加寬容的演繹,這種演繹,現在取得了重大突破。 (「諾貝爾文學獎」之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