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 磊
這次諾獎頒給了美國的鮑勃．迪倫（卜戴倫）。瑞典文學院公佈消息的時候，內地已經是晚上了。彼時，編輯們和眾多寫評論的人都在忙着問同樣的問題：「誰是鮑勃．迪倫」，或者「迪倫是誰」？這現象的出現，已經不是一天了。數年以前，當赫塔米勒與勒．克萊齊奧獲獎的時候，媒體圈和文學圈也表現出了類似的「好奇」。這個有趣的現象說明，瑞典文學院總是喜歡給大家製造驚喜。同時，也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與世界文學和藝術的隔閡與隔膜仍然存在。
鮑勃．迪倫的獲獎，在內地並不曾引起多大的轟動。對迪倫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也只是淡淡地說了句「跑步的（村上春樹）沒獲獎，唱歌的倒得獎了」。內地幾大門戶網站上則只是掛了個簡單的標題，內容也少得可憐。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乎兩點：其一，鮑勃．迪倫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家，對內地寫作圈而言比較陌生，瑞典文學院的投票結果在一些人看來有些莫名其妙；其二，鮑勃．迪倫是個與「美國垮掉的一代」緊密相連的人。
但是，從骨子裡講，瑞典文學院將文學獎授予迪倫顯然有自己的理由。鮑勃．迪倫不僅是一位歌者，更是一位詩人，一個傳奇和巨大的文化符號。作為一位歌手，他的唱片銷量過億，並獲得過包括普利策獎、格萊美獎、金球獎和奧斯卡金像獎在內的諸多大獎。他的歌詞或者說詩性文字影響了數以億計的受眾。關於他，詩人歐陽江河曾經寫道：「鮑勃．迪倫是一個詩人氣質的民謠歌手，但不是經典意義上的詩人。」這個評價基本上是中肯的，正因為如此，迪倫的獲獎讓很多人感到意外。不過，關於迪倫，金斯伯格有一段評價比較精彩：「作為美國20世紀最重要的詩人、歌手，迪倫用他的創作影響了幾代人，這種強大的文字的力量足以讓他躋身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行列」。
這裡，就牽涉到一個問題：何為詩歌？什麼才是真正的詩歌寫作？與傳統詩歌寫作不同，現代詩歌寫作從一開始就是與社會現實緊密相聯的。在西方，搖滾樂興盛之後，很多詩人迷上了搖滾，轉而成為音樂人，這是不爭的事實。在東方，關於詩歌的本質，很多人秉持這樣一種觀點：任何與自然、詩性緊密關聯的東西，皆可入詩、均可稱之為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迪倫是一位聲名煊赫的詩人。
1962年，底特律一個電工的兒子、19歲的迪倫被趕出家門。當時，他乘着一輛一九五七年生產的黑羚車殺入了紐約這座大都市。之後，被著名的星探發掘，並與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簽約，成為一名歌手。在紐約，迪倫開始了與流浪漢、音樂和寒風為伍的一段生活。在咖啡館裡，他與一大群工薪階層圍坐在一起，開玩笑、罵人、吃紅肉。當年紐約的一些狹小的表演場所，地上鋪滿了木屑，大家點燃煤油燈，隨便拉幾條長木凳，門口留一個五大三粗的壯漢守着門......每個周末在這種地方，他從黃昏唱到天亮，可以賺到二十美元。
19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是左翼民謠和垮掉的一代的詩歌翩然共舞的天堂，迪倫成為了當時美國新興反叛文化的代言人。但他的創作並沒有僅僅淪為喧囂的一部分，而是迅速回歸內心，向心靈靠攏並尋找力量，因此贏得了主流社會的認可。在公開場合，迪倫曾坦然地說：「真實地面對自己，這是最重要的。與其說我是一個仙笛神童，不如說我是一個放牛娃」。對於生活、音樂和文學創作，迪倫有自己獨特的思考。也正因為如此，他沒有僅僅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他的獲獎，或許可以理解為文學直面現實生活的勝利。這種對現實生活的直接面對顯然需要極大的勇氣，這種勇氣，或許是我們的作家所極為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