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曾說過：「寫作的世界並非依賴米蘭或倫敦，而是始終圍繞着正在寫作的那隻手，這隻手就在寫作的地方。」你的手在哪裡，你的世界就在哪裡。一雙手，創造着世界，也托舉起幸福。
老舍先生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饑荒》（1~20）中，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投降後，祁老人抱着死去的妞妞找日本人算賬，遇到了胡同的日本老太婆，復仇的心理爆發，圍住了她，她低下了頭。
此時，瑞宣趕過來，一腳插到了爺爺和老太婆之間，他把憤怒的爺爺安撫回家，然後，對街坊們說，「她這個日本老太婆，是咱們的朋友。」西城小羊圈胡同裡，祁老人雙手托着妞子，「彷彿半死的中國，懷抱着成千上萬死去的子孫」，這儼然是苦難中國的悲愴側影。
戰爭中最無辜的還是孩子。孩子寓意着民族的希望，也綿延出家庭的幸福、世界的和平。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時隔65年後，《四世同堂》三部終於「團圓」，即《饑荒》原稿缺失的16章被譯成中文，與讀者問世。回譯稿中，妞子、順子、小凱、錢善（錢先生的孫子），成為作品的主線；抑或說，通過對孩子的描述，巧妙地反映出人性的醜惡。妞子拒絕共和麵，瘦成皮包帶骨，與天祐太太一老一小，令祁老人痛心不已，眼看生命一點一點逝去，卻束手無策。 當妞子奄奄一息，祁老人抱着她去找胡同裡的日本人︰「我去讓三號的日本鬼子看看，他們搶去咱們的糧食，他們的孩子有糧食吃，可我們餓死了我的重孫女，我要讓他們看看。」
--「他必須去告訴小日本，妞子的死，是苦痛的最盡頭了。他，一輩子，一直安分守己，喜愛和平，但是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他必須把這一切都清楚的告訴日本人。在有危險的時候，他不願再用破缸頂街門，不願再像蝸牛似的把頭藏起去。現在他必須走出去，和敵人說說是非。假若有必要，他會把自己的頭撞過去，用自己的腦漿濺到日本人身上，隨小妞子一道死去。既然他不能維持四世同堂的幸福與權利，他就不能不，自己用雙手，拆毀四世同堂。」
拆毀不是無奈，而是深深自責，捶胸頓足，回到內心。很多時候，生命比我們想像的要頑強，一個家庭的生命力也是如此，正如瑞宣的醒悟：「空心的蘿蔔也能長出鮮綠的葉子。一切都在衰落，一切又都在復活。」
所以，當傳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後，祁老人重燃希望：「彷彿是在夢中，他看到了天祐，瑞豐，和胖菊子。突然，他睜開眼睛。不，他現在不能死。日本投降了，他應當帶領全家多過幾天太平日子。韻梅還可以多生幾個孩子，他必須等着看見新的重孫子或重孫女--四世同堂！四世同堂！」
有些時候，維護不是強勢出擊，而是絕地逢生，在看不到光亮的時候，依然苦苦掙扎，於黯淡無光的世界中慣性向前。祁老人是這樣的人，含淚理家的韻梅是這樣的人，打鼓的程長順、表演相聲的黑毛方六、行俠仗義的李四爺、被撤職的白巡長、地下工作者錢先生等也是這樣的人。
日軍下命令，窗戶上要罩上黑布或報紙，7號的住戶家中沒有遵照行令，原來孩子飢餓難耐把糊報紙的糨糊吃了。李四爺義無反顧，擋在前面，被日本兵打死。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錢太太的弟弟陳野求，同為讀書人，他懦弱叛國，沒有像姐夫錢先生那樣「迷途知返」，他給日本人做事，吸食鴉片麻醉自己，用出賣靈魂換來全家人的性命，到頭來他走向墮落，孩子們離他而去。
還有代理校長藍東陽、會計主任胖菊子、女學監招娣。對這三個人物的生動刻畫，可謂爐火純青：「招娣不僅釘所有美國和英國人的梢，而且她利用自己的肉體，把德國人，意大利人，法國人，與俄國人，一網打盡，她的肉體成了國際的。」
他們三人的群體畫像，也是一針見血：學校來了「一個綠臉黃牙的新校長，與他的像一桶肥油的沒脖子老婆，還有一個像妓女似的女生學監，讓大家都難以控制自己，可是誰也不敢笑出聲來。所以，他們必須把笑封存在心裡，把它化成仇恨。他們在綠臉、肥臉，與紅得像廟門似的臉上，看到自己老師和同學的獻血。」
瑞宣殺死招娣，以威脅藍冬陽，見形勢不妙，他關在家裡休病假，躺在病床上高喊天皇萬歲，後被送到日本，喪命，胖菊子則流落在街頭妓院。
孩子，說到底，是「戰爭圖書館一個書籍的索引」，此種比喻堪稱經典。比如，錢先生給孩子起名，從「錢仇」到「錢善」，一字之差，卻折射出迥異的價值觀，即從「報仇吧」過渡到更加理性的認知。由於親家金三爺的跟蹤洩密，錢先生再次入獄，小孫子也被日本人搶走，以當做人質欲供出他口中的機密。
在獄中，想方設法拖延時間，最終等來好消息。當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傳到小羊圈胡同時，一個鞭炮聲也聽不到，當錢先生回來的時候，方六點了一掛小爆竹，握手的優先權大家不約而同地讓給了祁老人，這不僅是「小羊圈所有人當中，從年紀、品德、身高，錢先生最像天祐」，更多的是因為祁老人代表着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困境中的尊嚴，他托着妞子的雙手，也是托起中華民族希望的雙手！
錢善不只是錢家傳宗接代的香火，孩子屬於國家和世界。錢先生在悔過書中的深刻獨白，也是面向世界寫給每個人的：「我厭惡相片。我從不照相。我沒有自己父母的相片，更沒有偉人和英雄的。假若必須掛一張像片，我想應當掛我孫子的--一張孩子的照片，而不是聖人，英雄，也不是軍閥，或任何要人的相片，應當掛一個天真和成長的象徵。只要看見我的孫子的相片，我就會想到，他很快就會成長一個人，一個能為自己思索，知道怎麼去追求幸福的人。假若拿掉你們的天皇和將軍的相片，換上你們自己的孩子的相片，也許你們會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嚴格的管束。少去嚴格的管束，會使你們的軍隊不太有效，可是那很重要嗎？難道人類最高的成就，不應當表現在精神和福利方面，而是要表現在戰鬥上嗎？」
這段話包蘊着生命的哲學，說的是孩子，指向的是世界的路。讓我不禁想到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在書中的話：「日本怎麼做，中國才會滿意，一日本老者問道。我們都知道德國面對歷史的態度，當初德國領導人在猶太人墓前真誠的一跪，促進了民族間的和解。因此，如果中國人感受到日本人真誠的反省歷史，雙方才能向前進步。」
是的，需要的是反省、懺悔，唯有真誠懺悔，才能走向和平。當然，不僅是對日本，其他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