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宣傳海報。 資料圖片當文人從書齋中走向政壇時，原本作為知識人的超然與獨立意義也就沒有了。這些人肩負期待走入宦海，但是不少人卻比官僚更加腐化，派系的橫行、排除異己，都不會自外於文人從政的歷史書寫中。■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這就是《人民的名義》中的故事：一個從政的大學教授，最終形成了強大的政法體系的政治派系。文人亦是人，不能夠過高估計文人的道德品行和自律能力，這或許是《人民的名義》帶來的一種思考。
朋黨之師，不為傳道為奪利
在《人民的名義》中，最突出的政治團夥和派系便是漢東大學政法系畢業生組成的漢大幫。幫主乃是曾經的漢東大學政法系教授、後來任職省政法委書記的高育良。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政法委書記事實上是檢察院、法院、公安機關的上級領導者。高育良深諳此道，將自己的得意門生祁同偉提拔成為公安廳長，以此為開端，打出了漢大幫的旗號。
「老師」一詞，在中國文化中無比崇敬。「老師」又稱「先生」，乃為傳道、授業、解惑。「老師」一詞地位高，可從「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句話中得到鮮明印證。中國古代延續至今的傳統中，一個人要尊敬崇拜的對象，乃是「天地君親師」。沒有老師的教誨，一個人便是未得到教化的鄉野蠻夫；有了老師的教誨，便可以視為讀書人，進可博取功名，退可受尊鄉間。孔子被稱為萬世師表，不計個人得失進行講學，乃是重要因素。到了科舉時代，主考官成為中舉考生的老師；被皇帝選中的則是天子門生。
知識分子與政權的緊密結合，造就了古代的朋黨派系政治。師生組合成為了一種奇妙的聯盟。忠於自己的老師，在道德情操上似乎無懈可擊、合乎禮教；在個人利益上則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官場之中，下級拜會上司，應稱呼官職。但作為下級的學生見到作為上司的老師時，一聲「老師」則道盡其中無限的奧妙：學生心想，我是您的人，請多多提拔；老師則認為，你是我的人，不要和別人搞在一起；萬一出了什麼問題、犯了什麼事，則一聲「老師」能夠換來從輕發落。且不能忽略的一點是，在中國文化中，「背叛師門」是非常嚴重的道德指控，所以師生一體便成為了不少人的選擇。國民黨統治時期，黃埔學生稱蔣介石為「校長」，構成了親衛隊式的黃埔嫡系。不同派系的傾軋，導致了國民政府的垮台。
與單純書齋中的師生關係不同，師生關係一旦到了具體的現實鬥爭中，便成為了朋黨式的派系。《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拚了命推薦學生祁同偉擔任副省長，便是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尋求一個延續模式。顯然，這已經是一種為了自己和自己派系私利的朋黨師生類別。這樣的師生關係，已經不再是傳道、授業、解惑，而是以師生之名行巧取豪奪、私相授受之實。
文人當官，有時墮落得更快
書生意氣、揮斥方遒。這兩句成語，常用來形容知識分子對天下大事的一種觀感。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承擔的乃是道統，道統便是要確保君王和官方的施政合乎禮儀教化。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實施，知識分子實踐道統的方式，變成了做官。中國古代官場上，自從實施了科舉以來，高官權臣多以科舉出身，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但是，這一切都沒有能夠改變官場的腐敗和文人的墮落。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這句話某種程度上是對「文人當官、進而墮落」的一種諷刺。在《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曾經是一個法學教授，在課堂上對法律、正義等概念能夠高談闊論。從政為官之後，高育良也一度是一個清廉、謹小慎微的人。不過，最終，他倒在了以「探討明史」為名義的石榴裙下。不僅如此，他也利用自己帶出的學生，組織了自己權力聯盟性質的派系。知識分子出身的高育良始終覺得自己沒有犯罪，似乎沒有任何把柄可以被別人抓住。這種「流氓有文化」的寫照，戳破了「文人當官、拯救天下」的謊言。
中國古代歷史上，知識分子當官之後會墮落乃是常態。專業化的官僚集團與文人之間總是存在某種張力。文人們覺得自己有治理天下的才華，又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水準。如此一來，道德成為了文人集團的符號。明代的東林黨人是知識分子參政的典範。但無論對歷史持何種觀點，東林黨人在明代稅制改革的問題上，反對向工商階層收稅，變相導致了農民負擔的加重、明朝國庫的空虛，國家最後滅亡也在情理之中。而民國時期，從熊希齡的「超一流人才內閣」到後來胡適、蔡元培提出的「好人政府」，其最終的失敗都顯現出知識階層從政的巨大障礙。
知識分子往往自詡是有文化、有道德之人，所以對官場中的諸多現象看不順眼而加以批判，這並不奇怪。但這代表知識分子能夠掩飾住自己對權力的渴望嗎？不。從中國古代歷史的角度看，有些文人的批判，與其說是對醜惡的不滿，倒不如說是對自身無法躋身權力體系的不滿。一旦自己到了權力體系中，成為分享權力的一分子，則抗拒誘惑、抵禦腐蝕的能力，恐怕比官僚階層來得還要差，即「進入花花世界，方知眼花繚亂、人生苦短」，因此要及時享樂。所以，也就徹底腐化了。
不能忽略的精英情結
《人民的名義》呈現出來的腐敗共犯結構中，高育良是一個關鍵角色。中國文化符號中的精英編碼，在這部電視劇中有了一次全景式的展現。高育良可以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說辭來將自己的歪理與行為合理化、合法化；他也能夠用各種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將來自他人和對手的攻訐化解在無形之中。而在他的內心深處，亦有非常「人文」的一面：他鍾情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的《好了歌》，似乎總有看破紅塵之感。但事實上，搖身一變，他又會為自己的私利而不擇手段。
這或許就是一種延續自古代的精英情結在作祟。文化精英可以用一切華麗的辭藻為自己的不法行為辯解和美化。這不僅是一種話語上的霸權，同時也是社會階層上的霸權。在傳統歐洲左翼的立場中，知識階層應當有擔當、應當扎根在民間、應當立足民眾，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大眾的一部分；但傳統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則是一種身份等級的體現。歷朝歷代與職業官僚相抗衡的清流集團，不僅在國政中以道德表率的形象示人，也透過不斷的政治對抗確立自身不可動搖的存在和價值。
透過《人民的名義》可以感知到一種文人從政的悖論：為理想而介入政治，在政治中喪失理想。著名經濟學家、思想家顧準曾經說過，人間無法建立天國，人間只可能實現實實在在的進步。當你堅信人性本惡這一原則時，則透過權力的監督與制衡，才能夠將權力關進籠子：面對人民，無人可以傲慢，惟有謙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