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以傳說作為比喻，台灣歌手舒米恩覺得自己的原住民身份讓他感受到：文化的傳承，不能夠「去脈絡化」。因為脈絡本身包含了久遠的歷史、人文、價值觀，是人對土地情感的源泉，若承載得愈多，音樂創作便會愈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主辦方提供、資料圖片
作為澳門「台灣周」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舒米恩的《太陽的孩子》音樂會讓大家感受到了阿美族「花樣」的絢爛、「青春」的蓬勃。談及台灣原住民藝術中的音樂層面，舒米恩口中的高頻詞一直都是「文化」，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動態的永續傳承，而非簡單的舊貌恢復。
跨界的音樂想像和嘗試
傾力演繹《太陽的孩子》音樂會，造就了舒米恩的首次澳門行。他告訴記者，澳門演出呈現的藝術特點，乃是與弦樂的互動並進行編曲；在表現樣貌上，透過將吟唱和西方古典樂器的組合，展現出阿美族語的歌謠美感。所以整體而言，澳門之行的藝術表達乃是走比較安靜、文藝的路線。而舒米恩過往的風格，則偏向民謠的搖滾，因此在風格上，《太陽的孩子》音樂會是一次新嘗試，
「講勵志的故事」是非常關鍵的環節。之所以要在音樂會中加上自己的故事和創作，舒米恩認為，乃是因為很多人對他投入這一領域的動因比較好奇。而且就原住民語言而言，不少人還感到比較陌生，所以一有機會，自己便會多唱母語作品，向大家分享原住民的文化。
有趣的是，舒米恩自己的音樂學習乃是從高中開始。寫歌在他看來，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如果沒有寫歌，也不會進入現在的行業。回憶過往，舒米恩第一次創作，是為了幫助同學追求女生，所以心中會特別有成就感。那時的他，聽張學友的歌，台灣又流行宮崎駿的卡通，所以為朋友求愛而創作，便吸收了這些素材。
作為一名以原住民身份呈現音樂的歌手，舒米恩說自己選擇了電子音樂的編曲方式，這樣的刺激感對業界的老師而言顯得比較跨界，也打破了很多人對原住民音樂不一樣的想像。同時，音樂也是不同媒介的共鳴，是聲樂和器樂的交響，更是跨界的融合。舒米恩回憶道，2012年他在台灣的「國家戲劇院」演歌舞劇，與台灣「國家交響樂團」合作過，可以說是對配器和與古典樂器結合的完美運用；而曾經與沖繩的拉丁樂團合作，管樂部分只有長笛和長號。這些拉丁音樂來自美軍，卻與沖繩文化相輝映，如此藝術構成，令宏觀的效果呈現別具一格。
藝術傳承的根本：脈絡存留
舒米恩相信，每一種語言都會有自身的美感，所以對從事音樂創作的人而言，編曲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但他強調，無論怎樣都不能夠「去脈絡化」，否則語言的取代性會非常高。所以舒米恩堅信，只要脈絡仍在，文化藝術傳承的概念便會存在，進而成為一種當代應用。
具體而言，舒米恩指脈絡包括了原住民語言應該有的邏輯。他向記者舉例道，在阿美族中並沒有「彩虹」這個單詞，族人們在表述彩虹時，乃是以「抓太陽的陷阱」來進行描繪。據舒米恩介紹，這源自一個傳說：「以前有兩個太陽，一個是男生，一個是女生。但男生太陽調皮搗蛋，導致部落乾旱，部落於是派遣勇士想射下男生太陽，但是它太調皮，最後只能用陷阱去抓它。這個陷阱便是彩虹，而男生太陽便成為了後來的月亮。」
因此，在阿美族的文化中，太陽是一個女生。舒米恩直言，這個故事就是文化的脈絡，可以用來進行創作和取材。若簡單將彩虹意象化，則彩虹本身的文化內涵就全部沒有了，傳承也就失去了意義。
原住民：土地關懷的旋律
原住民身份的確認和正名，在台灣經歷了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舒米恩說，在進大學之前，自己沒有原住民身份、原住民藝術的意識，但是伴隨成長，會問「我是誰？」自己的家庭、地區、城市，與自己一切息息相關的元素，在不一樣的環境中，成為刺激身份思索的動力。
台灣經歷過原住民不能使用自己語言的暗夜年代，舒米恩亦曾經歷過那段歲月。當舒米恩在台灣藝術大學讀書時，他記得三千多人的學生中只有六個是原住民。可見，在曾經的日子裡，原住民及其文化的邊緣，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舒米恩對記者說，反而是在教會中，傳教士會用阿美族語言。他回憶道，傳教士為了傳教，用母語歌來創作傳教歌曲，曲子的語感在音樂的調性上與西方歌曲不同，它保留了傳統阿美族的音階，聽起來像傳統歌曲，有傳統的性格。這對原住民音樂的發展有不小的影響。
在都市化的環境中，原住民藝術創作會有一定的斷層、消失危機嗎？舒米恩覺得有這樣的可能，但他同時很樂觀，認為網路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因為網路成為了應用語言的載體，數位化的結果，讓錄音的門檻變低。錄音的軟體程式可以使用，任何人都可以將自己的作品放在網路上。
而這種傳承的使命，也將落在年輕人身上。在舒米恩看來，新時代的工具，新時代的人會使用比較多，只要有熱情和動力，便會有希望。他坦言，物質可以放在博物館，但是歷史、故事無法放進博物館；技術與知識相結合，文化才能夠有當代價值。
固然，高中時代的創作，在舒米恩眼中，看到的比較多是愛情與友情；進入社會便會看到勵志、對土地的關懷或是家人等不同面向。所以，舒米恩深信勵志也是對土地的愛與堅持：大家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土地被賣掉，而導致被迫搬離，讓家的感覺消失--始終，土地是家，而非商品。
回望歷史，就記者感知而言，從上世紀50年代台灣原住民精英高一生(Uongu Yatauyogan)在青島東路的囹圄幽靜中寫下思年愛妻的《春之佐保姬》的動人旋律，最後殞逝馬場町；到今日對土地讚頌的原住民歌謠之花繁茂綻放，展現對生活的信心和土地正義的追尋，這條台灣路走得艱辛、動人而刻骨銘心。
「文化不是血統而是認同的問題」，舒米恩對此深信不疑，他矢言會繼續用自己的立場去分享部落、族群的文化。因為歷史無法抹去，所以舒米恩審視作為知識的文化，其抽象的價值觀、歌謠需要好好承載，在傳統的脈絡中實現動態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