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郁在鄭州松社書店做講座從1988年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孫郁便開啟了伴隨其一生的魯迅研究。《魯迅遺風錄》是孫郁的第28本書。「我寫魯迅，是想要跟他的文本進行對話，跟他時代的人對話，解決自己心靈的問題。」 不只是自己的心靈問題，更是中國「人」的問題。魯迅一生追求個體生命的自立，不斷改造自己領略世界的方式，與一切非人道的存在進行不妥協的戰鬥。「不要做別人，要做自己。」這是孫郁最神往的魯迅遺風，亦是他認為研究魯迅最大的意義所在。■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據此前的媒體報道，孫郁原名孫毅，1985年「反精神污染」運動，他還是學生，在學校發言，受到了些刺激，感到憂鬱。在給《文學評論》投稿的時候，他用了「孫郁」這個筆名，直到今天。
研究魯迅 解決心靈問題
孫郁將《魯迅全集》視若中國的《聖經》，「魯迅的作品和我們都有關係，我們在社會中遇到的難題，魯迅早就有深刻的思考並處理。」魯迅其人更是能調動青年走向精神幽深之地的人。他把苦悶、無方向感的青年從無望中激活了。孫郁也是被魯迅激活的青年之一。他最初接觸魯迅的文字是在10歲左右，文革開始之後，沒有書可以看，只有魯迅的書好找。對魯迅及其作品的初印象是文字帶來的強烈畫面感，即使不能全懂，但其文字卻在腦海中形成深刻的烙印。
這成為孫郁研究魯迅的原始動力，想要搞明白文革這樣的悲劇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也是所有魯迅追隨者的一個共同點。孫郁曾說，「文革」的記憶太深刻了，你不是人，你非人。為什麼？就是追問這個。魯迅怎麼來對抗這種主奴關係，對抗專制和壓迫？孫郁說，「我的這種思考沒有高深的理論，只是對經驗的一種回答與整理。」
孫郁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北京魯迅博物館，四年後去《北京日報》做了十年副刊，後來又回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做館長。但孫郁似乎不喜歡做行政管理工作，對他而言，做館長似乎是離魯迅最遠的時候。「管員工的吃喝拉撒睡，雜七雜八的機關事務很多。」孫郁寫魯迅的書基本上都不是在魯迅博物館，反而是離開博物館寫得比較多。
而去中國人民大學當文學院院長則是孫郁「做自己」的選擇。讀書、授課、寫作，孫郁似乎找到了自我救贖的最佳姿態。孫郁寫魯迅、寫魯迅的遺風、寫魯迅同時代的人，似乎只有在與魯迅有關的每一個文字中，孫郁才能找到「在而不屬於」的境界，在鬧中取靜，以清潔的精神面對熱鬧的存在。
去符號化 還原豐富的魯迅
很長時間以來，對魯迅的認識是符號化的，「對其日常生活了解很少。」而毛澤東對魯迅「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評價更是成為魯迅最明顯的政治標籤，遮蔽了私人語境下魯迅的「多色調」。
魯迅是反對本質主義的。因此孫郁在《魯迅遺風錄》中寫道，今人對魯迅的描述出現了語言暴力，給他強加了許多的符號。在私人閱讀裡，魯迅的形象是超越政治的。「顧隨評價魯迅的性格特點：多疑、心性、遷怒。在私人話語當中，魯迅是這麼一個活生生的人。」
孫郁在鄭州松社書店做講座時談到，李澤厚的「積澱」學說，蕭紅創作的啞劇《民族魂》，台靜農、徐梵澄、夏衍、周揚等眾多與魯迅有過交集的學家，印證了人們對魯迅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差異，他被不同群落分解到不同的體系中。近代文藝家如余華、劉慶芳、徐悲鴻、吳冠中、陳丹青等，在國民性、世界主義觀、美學觀等不同方面繼承了魯迅傳統，這也是魯迅遺產起到的作用，是魯迅精神所帶來的熱度。魯迅身上的東西被這些學者召喚出來，這些東西沉睡在歷史的深處，社會的動盪使得大家到現在才開始整理。慶幸的是，如今對魯迅的研究在細部開始深化，魯迅對美學、金石學、考古學的重要貢獻亦都慢慢開始呈現。魯迅研究可以說是四面開花。
因此，魯迅作為巨大的存在，對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力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一個人。孫郁表示，正是古代有孔老夫子、近代有魯夫子，中華文明的文化價值才在世界上得以佔據重要的一席。「應當感謝這份遺產，現在的中國，還不能離開這樣的遺產。」
賦予漢語造血功能
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孫郁談及最多的便是魯迅的文字功底。「在天上看見深淵，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在吟出這個句子後，孫郁讚道，比海德格爾、卡夫卡不差。
而魯迅對《紅樓夢》的評價--一部《紅樓夢》，道學家看到了淫，經學家看到了易，才子佳人看到了纏綿，革命家看到了排滿，流言家看到了宮闈秘事--孫郁認為這是漢語從未有過的批評語言，很有生命力。「是中西句式的雜糅，語言表達一下子就生長起來了。」
孫郁說，魯迅大部分時間是在翻譯，對日文、德文都很精通。「通過翻譯，不斷試煉我們的母語，不停地在進行詞語的實驗，精神的實驗。」而魯迅這種對母語的貢獻之前是被忽略掉的。「魯迅的語言表明上很白，後面有很深厚的歷史。」這被孫郁稱之為魯迅的暗功夫，其實指的就是魯迅的知識結構。魯迅在金石學、考古學、科學史、文字學、哲學、美學、民俗學、心理學、歷史等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有着廣泛與駁雜的知識譜系，他的文字背後「拖着歷史的長影」，所以才會有如此的厚度。因此，孫郁曾在媒體上呼籲，要讀原典，要讀經典的東西。只有進入魯迅的世界，才能夠真正學會中國最智慧的一種思維方法，啟發我們打開了思維。把漢語重新排列組合起來，它使我們的語言表達有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他使漢語有了巨大的彈性，那種意象的豐富，那種情感的疊加，那都是可以跟古人、跟世界上最經典的文本相媲美的。
孫郁，1957年出生於大連。1988年畢業於瀋陽師院中文系，文學碩士。先後在《北京日報》、魯迅博物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多年，曾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北京日報》文藝週刊主編。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主要著作有《百年苦夢》（1997年）、《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2003年）、《寫作的叛徒》（2013年）、《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閒錄》（201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