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dith Mackay
1997年以前，中央政府十分關注僑居香港的外國人對香港回歸的看法，而且似乎擔心大家的態度會比較消極。我曾就內地煙草控制一事，與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的夫人朱琳女士有過一次私人會面。在那次會面上，朱女士向我問起在港外國人對香港回歸的看法。我告訴她，我身邊每位在港的外國人都意識到香港快要回歸中國了，但沒有人會因此離開，我們都想為順利回歸貢獻一分力量。她對這樣的回答感到意外而欣喜。我還說，我認為在港外國人一定不會發生騷亂，事實證明我的預測十分準確。
20年來，內地為香港付出了許多，這些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體現得尤為突出。首先是一些關於1997年的基本事實。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被授予了50年不變的待遇。
其次，1997年是和平過渡的。當時還有這麼一個笑話，數百名來港報道香港回歸的記者，紛紛在聖約翰座堂裡跪下，祈求暴力事件發生，以便報道能更具賣點。《蘇格蘭人報》有關回歸的報道，竟集中談論中國體育史學家宣佈從古代陶器和織錦中發現中國發明高爾夫球證據的消息，文章中只順帶提了一句：香港在昨晚午夜回歸中國！
我記得，當我從中環的香港會參加完回歸慶祝活動後駕車經過東區海底隧道時，隧道工作人員極力地想用英語說點什麼。經過一番「努力」之後，他笑容滿面地對我說了一句「歡迎」！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難忘的時刻。
第三，「一國兩制」總的來說運行得非常成功。香港繼承了原來的法律制度，這一制度以透明度高、程序嚴謹，而受到大部分民眾的歡迎。香港還得以保留自己的行政、教育、宗教和衛生制度。
內地在多個方面為香港作出貢獻
獨立於政府機關的反腐機構廉政公署（ICAC）成立於1974年，遠遠早於內地的反腐行動。香港回歸後，廉政公署也能像回歸前一樣運作。不僅如此，一名退休的副廉政專員還時常被邀請與內地高官分享反貪經驗。
我再舉一些早年中央政府幫助香港的具體例子：1999年，中央出手釋法，解決了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問題，使香港避免了內地移民的大量湧入。
2001年，北京市政府對香港公司在京投資項目予以鼓勵。2002年，內地旅遊團赴港的配額制度被廢除，中央政府也承諾會認真研究內地投資者在香港股市交易的有關事項。同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宣佈，中央會在必要情況下拿出大量的外匯儲備來支持香港。
2003年，在「非典」肆虐時期，內地向香港捐贈了大量的抗疫物資。同年，北京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內地居民赴港旅遊的限制得到進一步放寬；航天英雄楊利偉也在返回地球後的幾周內受邀訪港。
2004年，北京買入香港政府債券。雖然購入規模沒有披露，但據估計應該有10億元港幣。廣州邀請香港公司幫忙建設2010年亞運會所需設施。同年8月，中央補充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公司受邀投資2008年奧運會的基建項目。2008年奧運會的馬術項目在香港舉行，這無疑是各方受益的，尤其對香港的賽馬而言。
就我本人所在的公共衛生領域，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一直在不斷地加深。內地對香港的貢獻經常被低估或者忽視。儘管「一國兩制」的安排存在複雜之處，但是內地與香港的融合已經超越了其他統一的司法管轄區。
註：作者Judith Mackay自1967年起在香港定居。她是彭博慈善基金會衛健策略高級顧問、世界衛生組織高級政策顧問，以及亞洲反吸煙諮詢所總監。本文的英文版題為An expatriate reflects on a momentous day and great progress made since then，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翻譯：李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