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 楨
執筆之際，正值八一建軍節，由於今年是逢十大慶，此前已有一系列活動和儀式，紀念解放軍的誕生。與此同時，從朱日和沙場點兵可見，中國建軍也有新的方向；在已有的物質、人力基礎上繼續向前，並進一步配合中國總體發展所需。當中的關鍵，就在於實戰二字。
解放戰爭主要戰事完成後，打從毛時代開始，解放軍的規模就拾級而下；即便幾乎在建國的同時，經歷了另一場大型現代化戰爭-抗美援朝，但解放軍縮編的方向一直未變。因此，總體而言，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從來並未因為要維持過於龐大的國防力量，而為國庫帶來壓力。此與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化步伐較快、成效較顯著，有着密切的因果關係。
這也是本欄所再三強調，以中國的經濟規劃、基礎科研及工業條件，發展任何一種戰略武器，都並不甚難；問題只在於投入時間、人力與資源。然而，如何在戰略上，嚴格控制國防開銷，避免與美國等軍事強權競賽，就高度考驗政府及軍隊領導人的智慧；也直接牽動到軍事建設以外，如外交、對外貿易、投資領域的戰略方向和發展步伐。
中央再三強調黨指揮槍，不止是說領導核心與武裝力量的從屬關係；也說明一個國家的防衛策略和軍備發展，只能服務於其總體對外策略和環球部署。而上述兩點，具有互為因果的作用，確保本位主義、利己主義不在軍中蔓延，是從思想高度抵制國防預算的惡性膨脹。在這一點上，冷戰老對手無論勝負，美、蘇都處理得並不完善。
美蘇處理軍費並不完善
蘇聯的問題在於低估了過度國防投資對國家總體發展的不利；而美國三軍極端的本位主義，則直接影響軍隊建設的效費比，亦導致歷任總統在處理讓人頭痛的軍費時，每每退一步進三步。美軍過度膨脹、內在利益機制又導致壓縮無望，不只嚴重干擾了環球政經秩序，長遠而言，亦因國家預算的虛耗，而損害了美國民眾福祉。
所謂美軍分佈全球，能鞏固美國政經霸權、有利推銷美國軍備，其實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路徑依賴。可惜的是，前盟軍統帥及戰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所強調美國人必須警惕的軍工複合體不斷坐大，聯同三軍已然固化的政經利益，白宮想從國家利益角度，調整軍隊定位與投資規模，已從結構上變得不可能。軍隊才是鐵打的營，總統不過是流水的兵。
從冷戰前後，歷代白宮主人，都想把昂貴的航母戰鬥群減至個位數；奧巴馬最接近此一戰略調整，而在特朗普上台前後，軍中及相關業界又有恢復十一、二個，甚或更多航母戰鬥群的討論。在這種軍、政拉扯當中，國防預算繼續高居不下，而國家領導層的政策調整空間，仍然受到制約。
換言之，美軍的舊思維、舊定位，已倒過來局限了華府的戰略轉型。在國家發展層面，軍隊的本位性質超過了工具作用，削弱了戰略彈性，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接受的危險。對於安全環境複雜、軍備軍力相較周邊軍隊尚無壓倒性優勢的中國來說，避免美、蘇教訓更屬必要。
震懾型軍隊轉為實戰型
因此，所謂「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其實有着深刻的現實意義。人們也可從國際建軍史的視野和框架，去理解「黨指揮槍」在管理學、戰略學上的深層意義。踏入21世紀以來，國際政經、安全環境變化快，中國國力發展也較快，軍隊要適應，能夠抵抗本位主義、利己主義是關鍵的前提。如今，在執政黨的全面指引和調度下，解放軍又迎來新一波的改革。
在國家戰略層面上，中國仍然奉行積極防禦、建設攻防兼備的軍隊，戰略武器的使用、發展、裝備原則亦不變。從1990年代中至今，在裝備上、戰訓體系上經歷了整整20年現代化的解放軍，正從和平時期的震懾型軍隊，轉向面對數碼時代局部戰爭的實戰型軍隊。
此前的軍改，即中央機關改革、七大軍區向五大戰區轉型，就是此一思維的體現。在軍營而非長安大街，穿戰訓服而非正裝，乘坐越野車而非大紅旗閱兵；受檢閱官兵亦以作戰部隊為主體，去除儀式化，無一不代表着從現代化震懾型軍隊到實戰型的轉化。
未來解放軍軍備固然會持續更新，軍人的面貌也會與時並進。然則，管治本體對軍隊如臂使指並不會變，軍隊利益全面服從於國家利益的宗旨不變。而隨着國家領導層對於新安全態勢形成新回應，解放軍面對各戰略方向的實戰能力，亦將面對更深刻的考驗。只有緊隨着國家利益而轉型的軍隊，才是人民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