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楨 資深評論員
本周，金磚五國領導人峰會，剛剛於福建廈門結束，俄羅斯總統普京，就以主人身份，在俄羅斯召開「東方會議」。由於韓國總統文在寅亦有出席會議，普文二人對於朝核問題的表態，自然尤為吸引國際媒體眼球。無論如何，朝鮮半島作為冷戰背景下第一場局部熱戰的舞台，今天仍受其遺風所害。只要「超級大國」一天不走出順我者昌的思維，零和遊戲始終會隨霸權主義而流播四海。說到底，朝核問題是國際大氣候與區域小氣候的共同結果；美朝之間，如何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二三千年前的儒學先賢，就已提出了高見。問題的核心，只在於人心不古而已。
「一帶一路」和金磚體系互補發展
再次以冷戰時期為例，即便在東西對峙的高峰，現在金磚五國之一的印度，也力求在美蘇之間平衡，既大量裝備蘇式武器，又在意識形態、政治、司法制度上進一步向西方靠攏。「一帶一路」和金磚諸國，都是眼前中國銳意經營的戰略空間和合作平台，說誰取代了誰、誰主要誰次要，其實也是典型零和思維的反映。「一帶一路」的提出，有其因，亦有其果。自唐朝始，中國就成為「海陸複合型」強國。因此，面對遊牧民族時，北方國人多自稱漢人；但當國人經海路南下西走，便以唐人自許。這反映了中國人經海路往外探索，正是始於千多年前的唐朝。
經過多個世紀閉關鎖國後，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中國重新具備硬件、軟件，成為「海陸複合型」強國。這既需要物質上，包括防衛力量的充實，也講究精神上、思維上的轉型。中國領導人不是拍拍腦袋，想起漢唐的陸上絲路，以及唐宋以降的海上絲路，就來個今古呼應。而是今天的中國，實在是水到渠成、再造崢嶸。
可以說，「一帶一路」既反映中國已重返「海陸複合型」強國的歷史軌跡，同時，亦與西方「世界島理論」相關。以中國為起點，原蘇聯國家作平台，印度次大陸諸國為支點，歐亞大陸的和平、發展，預示着世界的和平發展。此一構想並不排斥任何國家，只是歐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已不必然是全球政經合作體系的主導力量、決定性力量。就此而言，「一帶一路」構想及其實踐，並不能說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而是必要的補充，甚或有益的刺激。畢竟，不受激勵的百年老店，定必物先腐而後蟲生。
金磚體制與「一帶一路」有所重合，又有各自的角色和特點。中俄印關係穩定與否，決定了諸多新興國家的合作前景，也構成「一帶一路」和金磚體系的核心。按此思路，洞朗事件是枝節，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才是里程碑。絕大多數問題，都要在發展中解決。中印關係不是恒定的，正如印巴關係也不是恒定的。更緊密的經貿互助，並不直接解決主權問題、外交爭議，卻必然為互諒互讓互信奠定理性及情感基礎。透過金磚峰會，進一步鞏固中印對克什米爾極端武裝的共同立場，是新德里和北京的勝利。長遠而言，亦符合巴基斯坦的戰略利益。
在中俄印以外，金磚五國中的南非與巴西，尤其是後者，除卻代表亞洲以外的新興經濟體外，本身也是地區領頭羊。可以說，「一帶一路」是歐亞大陸橋的整合，地緣關係緊密，但發展水平落差大。作為最強經濟體，中國為「一帶一路」參與國提供的政策優惠和經濟支持，自然規模大、力道強。相對地，金磚五國地理距離遠，但工業化、城市化、資訊化程度，悉數執地區牛耳，是新興經濟體中的模範。成員國為搭建合作平台所作的資金承諾和政策配合，自然更加公平，中國的負擔也就更輕。然而，負擔輕並不意味回報低，廈門峰會確認的多邊貿易合作、電子海關平台，都實質上有助中國產品、人力資源、投資項目的輸出。
有利構建合理公平國際新秩序
這一點對中國國家戰略和企業發展同樣關鍵。中國經濟規模大、效益不低，主要憑藉仍然是勞動力充沛、發展空間大、成本廉宜。核心競爭力，即便講現代化已數十年的製造業，亦僅屬中上而已。產能強、種類齊全是一回事，個別行業、產品、技術是否拔尖，明顯是另一回事。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前30年、後30年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成果之同時，亦須秉持謙虛讓人進步的自我警惕。作為新興經濟體中的中等發達國家，中國的企業、品牌，自然更契合金磚國家，而非歐美的發展水平和市場需求。
例子之一，中國聯想集團，即便經過收購、拓展，但在西方市場的發展始終一般，而金磚五國的銷售，卻佔其總營業額近半；除卻中國部分，聯想2016年自金磚國家取得的收益在50億美元之巨，其市佔率也在穩定成長之中。可見，「一帶一路」和金磚體系，有利中國一展所長、拓展空間之餘，也為權益更均衡、更合理的國際分配，注入活力與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