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五年,中國能在國際局勢動盪、國內經濟下行背景下,實現年均7.2%的經濟增長,與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密切相關。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郭春麗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改革歷來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十九大後隨着經濟進入新常態,傳統動力減弱或消失,新動能必然來自改革紅利的釋放。
國企改革不能拖不能急
郭春麗認為,為改革紅利盡快釋放,未來五年全面深化改革推進的優先順序應是,盡快推進財稅改革,可達「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全面推進金融、土地等要素改革及科技創新體制,來釋放增長潛力;國企改革則「既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久拖不決」。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則指出,當代世界70個左右的高收入國家自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平均用了12至13年時間,中國人均GDP水平2010年達到世界銀行劃定的上中等收入起點,若按一般發展史經驗,預計2022年即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後,有望跨越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因此,未來五年是中國穿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戰略機遇期。
創新佈局法制政治改革
劉偉指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可能出現「短期穩中向好」和「長期結構問題」並行的態勢,因此必須進一步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破除改革進程中的壁壘和障礙,總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教訓。「這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創新滯後,在經濟制度上未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市場失靈的同時政府失靈;在政治制度上未能推進民主與法制建設,市場主體的私權不被保護,政府官員的公權不受規範,導致權錢交易的尋租現象普遍。」十八大以來相關改革已有所推動,未來要在經濟、法制、政治等方面作出更多改革創新的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