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楨
本周是「九一八事變」86周年，瀋陽等地敲響了14起警世鐘聲，以示國人毋忘14載艱苦抗戰。在稍早的9月3日，特區政府也在中環大會堂側紀念龕，舉行抗戰勝利紀念，緬懷先烈、獻上花圈。
從19世紀中，鴉片戰爭起，到20世紀中，抗日戰爭勝利；億萬中國人就在戰亂、屈辱與顛沛流離中度過了100年。紀念戰爭，固然難忘哀慟；太多人奉獻了生命，更多人痛失了畢生所愛；然而，這個古老的民族，也在一次又一次奮戰中，找回了尊嚴，也找回了自我。戰爭留下的傷痕與苦楚，要留待很長很長的歲月來沖刷；但當中，必有人性的光輝與至善。
歷史不容假設，難以想像沒有西力東漸、沒有日寇凌華的神州大地，將成何種模樣。不管是喜是悲，無可否認者，這一世紀的戰爭，塑造了今天的中國人；而中國人如何迎擊外侮，又塑造了今天的中國。所謂歷史的主體性，從來由人，特別是人民群眾所主宰。正如美國人是考慮重重以後，才投入歐洲、太平洋戰場。86年前的東北人民，也可以選擇拚死抵抗，還是俯首稱臣。
念初中的時候，明明中史課有教「九一八事變」，也提及東北義勇軍、抗聯的事跡，為何抗戰就是8年而非14年？8年抗戰之說，並沒有錯。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與包括八路軍在內的國民革命軍，對1937年7月7日以降、全面抗戰的總括。在「七七盧溝橋事變」前6年，東北軍為何退出關外，中央軍為何無力收復失地，歷史亦自有公論。
然而，日軍全面侵害中國河山14年，中國人民就抵抗了14年。假如說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戰是8年，那麼，中國人民有意識、有組織、成規模地抗戰，確實長達14年。就此而言，抗戰何時起始，並不是蔣介石，或張學良所決定，而是奮起還擊、寧死不降的關內外人民所決定。
將「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之間，主要發生在東北的抗日事跡，看成是中國全面抗戰之一部，其實是進步史觀、人民史觀對舊觀念的修正；亦還東北各抗日武裝以公道，符合歷史正義與正軌。可以說，中國的人民戰爭、自醒戰爭，也以「九一八事變」為分水嶺。從此，守土衛國，不只是國家的事、國軍的事；在抗戰當中，中國人民用血、汗和淚，寫下只有人民才能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
值得省思者，中國的天朝夢被鴉片戰爭當中的堅船利炮所驚醒；其後至甲午戰爭，滿清一直就軍事論軍事、就戰爭論戰爭，卻一敗再敗。圍繞軍事化、重工化而來的中國早期現代化，屢敗屢試、復屢試屢敗。蹉跎半世紀後，才由覺悟「下醫醫病、中醫醫人、上醫醫國」的孫中山透過歷史起義與革命戰爭建立共和。
不少中外學者咸以為，在大歷史視野下，孫中山的共和，自上而下地奠定現代中國上層建築雛形；而社會主義土地革命，則自下而上地建設現代中國的底層結構。由此，從烽火中走來的世紀中國，才有了現代國家的基本結構與特徵。可見，辯證地看中國現代戰爭史，越是以戰論戰、以軍論軍，越是走不出敗而復敗的窮途。
透過政治革命、社會改造所催生的新軍隊，不只成為民族的守護人，也是國家現代化的推手。從「九一八」到抗戰勝利，中、日長達14年的戰爭，讓雙方互成鏡像。明治維新讓日本迅速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讓其成為包括中國在內，所有東亞知識分子所艷羨的「現代化典範」，最終，卻也在列寧的預言「資本主義最終必發展成帝國主義」中敗亡。
日本所謂幕末志士，深刻影響中國早期現代化；在辛亥革命前後，與日本素有往來的孫中山，卻從來不止於「國富兵強」的現代化構想。即便在歷史唯物主義之下，中國人「重道輕器」的思想，也有歷久彌新、合乎時代所需、民族傳統的詮釋。經過百餘年戰爭，中國人最終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自有其歷史脈動、並非偶然，亦並不取決於戰場上一時勝負。
「九一八」開啟了中、日兩個民族在20世紀的決戰，最終成為這兩個國家的命運轉折；由東北民間發起的中國人民抵抗戰爭，標誌着這個古老民族的自省與新生。是主體意識、自強意識的集體轉化，沒有先烈的堅忍、理想與犧牲，也就沒有今天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