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
評級機構標普日前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理由是中國信貸增長可能帶來金融風險。在此之前，評級機構穆迪也曾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
標普再次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嚴重不合時宜。
首先，以單純的信貸增長和金融風險掛鈎，不合時宜也缺乏邏輯支撐。高信貸不一定出現高風險，除了看信貸總量還要看信貸品質。簡言之，信貸總量高如果不會出現呆賬，反而凸顯經濟活力。信貸總量較少，但是出現違約，也會導致金融風險。
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強化金融監管，尤其是加大了對「殭屍企業」的治理，抑制住了流向「殭屍企業」的信貸資金。此外，央行數據顯示，8月末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餘額佔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68.2%，同比高0.5個百分點。信貸增量更多流向實體經濟，凸顯宏觀經濟更為健康。因而，標普以信貸增長帶來金融風險的「可能」，作為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理由，站不住腳。
其次，標普在稱讚中國政府改革、增長前景和外部流動性的同時，調降中國主權信用，顯然是自相矛盾。而且，標普也認為中國貨幣政策整體可信與有效，強調未來三至四年，中國將維持其強勁的經濟表現並獲得改善的財政表現。一面說中國好，另一方面又降低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這凸顯標普對華的「矛盾立場」。這一立場難免讓人聯想到對中國市場的偏見和對中國經濟的西方式立場。
還有就是，標普還將中國人均收入較低作為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理由，同樣不能令人信服。中國人均收入低是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作為分母，但是中國的人均收入在逐年提升。數據顯示，中國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持續跑贏了GDP增速，今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2,932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8.8%。而且按照購買力計算，中國人均收入處於全球前列。標普以上升期的人均收入作為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理由，難以服眾。
更要者，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9%，高於去年平均。這一成績的取得，是在中國深化供給側改革的前提下取得的，可以說中國經濟實現了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放眼全球，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長堪稱一枝獨秀。對此，中國政府謹慎或者說謙遜地稱之為「中高速增長」，這個增長速度在全球已經很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