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約1985年作《海邊五裸女》 油畫畫布以往6點開場的蘇富比晚拍，今春將5點開始，「現代藝術」版塊44件的數量較之以往足足增加一倍，旨在完整呈現「戰前、戰後」新邏輯。
以「二戰」為界，蘇富比將亞洲「戰前」界定為20世紀初至40年代，「戰後」則為50、60年代，而「戰後」概念的引入，夜場結構亦相應而變：不再以「亞洲現代」、「東南亞現當代」、「亞洲當代」三段結構呈現，歷史性出現「戰前、戰後現代藝術」、「70年代以降的當代藝術」的拍場新結構。
接受專訪時，張嘉珍指出，以往以「區域」來分割夜場，如今則是用「戰後」這一時間性概念，將夜場重新劃分為兩段結構，即：「亞洲（東南亞）現代及戰後藝術」與「亞洲（東南亞）當代藝術」，「東南亞現代與當代分割，分別進入前、後兩個拍賣區域。」
新的拍場佈局帶來「新視角」。張嘉珍分析，以「二戰」分界，看似是時間軸承上的切割，實則是用「美學」的角度介入理解「亞洲美術的現代化」。她舉例，戰前上世紀30、40年代的華人藝術代表常玉、徐悲鴻、潘玉良一代，相較戰後50、60年代的趙無極、蕭勤等人，有着幾乎完全不同的創作理念和藝術表現，「因為上世紀東、西藝術不斷交互影響，不同年代環境裡的藝術家，面對各自的時代命題，有着不同的所思所想，自然發展出相異的藝術樣貌。」所以，她提示，只有站在具體歷史環境裡，才能真正理解一個時代作品背後的精神來源和美學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