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書練
由於經濟遇到瓶頸，加上近年一系列政治化事件造成社會撕裂，令人感覺焦躁不安。似乎，移民之潮再起。然而，實際數字如何，不得而知。
但無論如何，這個回歸祖國的小島，縱使如何吵吵鬧鬧，或遇到多少國際級危機或風暴，最後都安然度過。
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先生在《紫荊40》中接受訪問時就以「我們都是從災難中走過來的」為主題概括出香港的發展歷程和社會特性。他顯然做了充足的準備，我們幾乎不用怎麼提問，他已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作為港英年代的政府高官，他也較了解和理解港英政府的管治思維。
根據他的分析，當年英國藉鴉片戰爭而取得香港的管治權，主要是想在遠東找一個可跟中國（大陸）進行貿易的可靠基地，而香港由於有深灣海港，有利當時以風帆為主的商船避風，令英國人捨新加坡和廣州而垂青之。這個貿易目的也形成了香港的重商本質，重商主義也就決定了港英政府的政策方向，沿用至今。
所以，他對不時有人批評政府「官商勾結」很不以為然。他說，作為一個沒有天然資源的城市，首要政策就是要促使商貿繁盛，這樣才能够積累社會發展的本錢。這種重商本質也造就了香港重效率、重紀律和法規的合約精神，而為了吸引更多商人所實行的低稅制則是另一個遺產。這種合約精神和簡單稅制又正好為後來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了基礎。
這一點也為另一位受訪者、香港大學金融學講座教授張介所印證。張教授說，金融業和製造業的最大不同是，它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法規、產權和信用就非常重要，而香港在法治基礎和合約精神上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
不過，他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只有七百萬人口、產業單一的城市，能成為今日跟紐約、倫敦相提並論的「紐倫港」之一，則得益於中國內地的經濟起飛，因為大量的中資IPO（首次公開招股）湧來，不但壯大了市場規模，也令香港在受到諸如金融海嘯之類的世界級衝擊時，有緩衝之處。
所以，這樣的歷史契機、地理位置和時勢，造就了香港這個小島的重商本質和法制體系，也造就了她的獨特文化和市民個性──習慣了各種各樣的風雨和危機，也習慣了來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