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湧現了一批出色的白話文學家，例如冰心（左）和巴金（右）。 資料圖片「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救亡」與「啟蒙」的相互激盪中前進，「白話文」成為更新國民思想的利器。早在清末，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中已提出：「文言興而後實學廢」，「白話行而實學興」。及至胡適提出《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終掀起了「白話文運動」。
古代口語 聯繫古今
「白話文」相對於「文言文」而被提出。胡適的「我手寫我口」，形象地凸顯出「白話文」的特點。其實，「文言文」也是先秦時期的「白話文」。先秦諸子以他們當時的口語著書立說，成為了後代的經典。及至漢代，這些當年的「白話文」，隨着時代的變化，逐漸脫離當代的口語，成為「文言文」書面語。自此，白話日常用語和「文言文」書面語便分道揚鑣。
漢代的辭賦、魏晉南北朝的駢文、唐宋的古文、詩詞皆為文言文書面語。古代學生學習的書面語便是文言文。
口語隨着時代的變遷、地域的不同，顯得紛繁複雜、千變萬化，但「文言文」這種書面語在古代中國，便成為了聯繫古今、溝通南北的重要媒介。
不過，文言文始終脫離日常口語，成為知識精英的專利，有礙知識的普及。
因此，歷代也有通俗的、配合口語的「白話文」出現。例如唐代，為了佛教思想的普及，出現「變文」，即以當時口語為基礎，以淺白通俗的行文，用說唱的形式講述佛經、傳播佛教思想的文體；又如宋代的「話本」，原是說書人用以講故事謀生的底本，也是以當時的口語為基礎；至於元明清以來的章回小說，例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和《紅樓夢》等，它們繼承了宋元話本小說的傳統，也以「白話」為基礎。
文言已死 文字脫節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受西學東漸的衝擊，新事物湧現，舊思想有待更新。文言文逐漸成為與時代脫節的媒介。新文化的領袖們認為，文言文是已經死了的文字，不再能表達現在活生生的思想。口語作為一種活的語言，才是創作新文學的唯一適用媒介。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指出：「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他們認為以文言文寫成的舊文學標榜「文以載道」和「道德原則」，這些舊思想都應該被取代。
「白話文運動」終於掀起了巨浪，並影響了文化界及教育界，最終取得了勝利。1918年1月起，《新青年》雜誌全部採用白話刊行；1919年10月，全國教育聯會要求政府提倡白話文；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正式要求小學一二年級起，國文教學以白話文替代文言文，3月廢除所有小學文言文教科書。1920年和1921年，白話文被定為國語，而中等以上的學校也普遍採用白話文教學。最終，白話文教學成為了主流。
不過，白話文要能普及，除了有識者的提倡外，尚需有質素的白話文學作品才能鞏固地位。「五四」時期，湧現了一大批出色的白話文學家，例如魯迅、胡適、朱自清、徐志摩、郁達夫、豐子愷、巴金、老舍、沈從文、聞一多、夏丐尊、葉聖陶、錢鍾書；及其後的一些女作家如蕭紅、冰心、張愛玲等等。他們的作品也相繼被中小學國文教科書採納為課文，影響更深。
胡適探討以白話寫詩的可能性，完成了《嘗試集》；聞一多丶徐志摩則成功地以優美的白話文入詩；魯迅則以匕首一樣的筆鋒入文，批判傳統思想的糟粕。其中《一件小事》、《風箏》、《孔乙己》、《藥》等文章，至今仍是中學國文範文；朱自清以他豐富的情感寫成的《背影》、《春》等，仍是中小學界的集體回憶；徐志摩以他嚮往自由、思想不羈的情懷寫下的《再別康橋》、《偶然》，仍受文青們的喜愛。
白話文已成為社會上書面的普遍用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的時刻，讓我們回顧「白話文運動」的足跡。
■陳仁啟 作者介紹︰任教中學中文科超過19年。香港大學教育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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