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改革開放是摸着石頭過河走過來的。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廣東和福建兩省，以及四個經濟特區如何「先行一步」發展，地方黨委及政府幹部領會中央方針，執行政策，既要守住底線，又要敢於跨越界線，對他們的識見及膽量都是一種考驗。
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探索新路，廣東省及深圳特區的政府積極與香港各界交往，經常開研討會、座談會，邀請香港各界人士擔任顧問，提供各種建議，並且率先引進港資。當時內地的官員全力以赴、一往無前地闖新天地，香港關心國家的人士，紛紛出謀獻策，深深感受到緊貼國家呼吸、參與建設國家的情懷。
深圳特區原來是一個人口稀少的農村，為了發展，首先把羅湖區填高，建了幾列簡易房，供港人開辦加工廠。當時我替劉天就先生做了一個簡單的市場調查，探索在布吉建標準廠房供港商租用的創舉，當然過程中困難重重。深圳市政府大幅度平整好上步區（今日福田區）後，便向西邊拓展。招商局取得蛇口的發展權後也大力建設。
深圳需要大量引進香港經驗，舉辦大量與經濟管理相關的培訓班。很快深圳大學成立了，由上步遷入西部的新校舍，培圳班就在那裡上課。記得當時比較突出的是，有一批香港地產工程界人士舉辦房地產班，有一批香港律師組織了介紹香港法律的研討班。前者把香港的土地使用權制度引入內地，法律班也為內地立法提供了參考，如公司法等。
香港中華總商會就成立培訓委員會，在港澳辦的支持下，每年辦十期左右的培訓班，為內地政府培訓人才，至今已辦了223期。在父輩的支持下，當年中總一批青年人又集資辦了培華教育基金，主要培訓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今天仍然受到歡迎。
香港理工大學成立了中國商業交流中心，我於1996年開始在理大開設中國商貿科碩士課程，為的就是讓香港的年輕人通過正規的課程認識內地。我同時接受邀請，參與不同機構培訓班的工作及講課，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培訓局和一些企業的中國經濟課程。
過去40年曾經來港參加交流培訓的內地幹部數以十萬計，不少已經進入國家領導層。改革開放初期的培訓較刻苦。例如第一期番禺班來港數月，由政府辦公室主任葉才先生親自帶隊，住在霍英東先生提供的位於油麻地的足球隊宿舍。每天上午上課3小時，課程是大學程度，還要考試；下午參觀機構，如貨櫃碼頭、工業村、證交所等等，培訓班學員後來都成為番禺市政府的骨幹。培訓班結束後，向中央做了報告，得到肯定的批覆。
內地幅員廣闊，由中央到地方基層，幹部數以百萬計，正規教育未能在短期內為改革開放迅速提供人才，短期培訓、境外培訓彌補了這個短板。幹部有了基本理論知識，吸收在境外交流的經驗，啟發改革思維，結合內地幹部與人民一起拚搏的實際經驗，加上國家支持，創下中國改革開放的世紀奇跡。
（改革開放40年評述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