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阿伯正在觀看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實況轉播。呆儺
2018年12月18日，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日子，因為它是改變億萬人命運的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日。江邊這間陋室、這位老人、這部電視機提醒我，此時此刻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在舉行紀念大會。
宏大的敘事和我身處的場景反差巨大。電視機熒幕中耀眼的紅色，陋室的昏暗，畫面中意氣風發的成功者，電視機前用炭火取暖的耄耋老人......這是中國現實的折射。
出行前在深圳蛇口參觀了改革開放紀念館，看了文獻紀錄片《袁庚傳奇》。官方和民間、鄉村和城市，「改革」二字充滿爭議。如果說「改革」是前四十年脫貧致富的代名詞，那麼今天很多知識分子或城裡人給予新的含義和期待。這些人可能是沈從文筆下的「少數人」，他們看得遠一點，為民族為人類而生，生命放光，為的是他會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但多數人真是為生而生的。
1934年1月18日沈從文寫給夫人的第二封信中說：「不，三三，我錯了。這些人不需要我們可憐，我們應當來尊敬來愛。他們那麼莊嚴忠實的生，卻在自然上各擔負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而活下去。不管怎麼樣活，卻從不逃避為了活而應有的一切努力。」
從眼前這位身形佝僂的老人，想到黃沙坪村的阿婆、阿伯，想到見過的許許多多鄉下人，「改革」似乎那是城裡人的名詞，他們後代被稱為「農民工」，在城裡做保姆，做清潔、做保安，仰城裡人之鼻息。
我有一個比喻--中國的摩天大樓有多高，城鄉之間、城市人與鄉下人之間的差距就有多大，理論化定義是「二元化」結構。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有人認為是產權制度改革的收效，有人認為是打開國門，引進西方資本和技術的結果，官方強調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無論哪種解釋，歸根到底都是農村、農民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當年農民們簽訂「聯產承包責任制」合約，為高層找到可以「借助的話語和邏輯」，撬動三十年陳舊、僵硬體制的經濟改革由此開始。以對外開放方式成為「世界工廠」，如果沒有數億廉價勞動力，也只是一種奢望。「農民總是社會變革的代價的最大承受者，卻總是社會進步的最小獲益者」（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語）。這些年，農民工被戶籍制度擋在城市之外、農民工子女在城市讀書、農民工的權利保護都是極富爭議的話題。
前四十年，城裡人受益了，後四十年，是不是應當輪到鄉下人？
十幾年前在北京，一個在北京開計程車的農民說：「毛主席給我們分地，鄧小平讓我們進城，江澤民讓工人下崗......」十幾年後的今天，不知那個司機有沒有補充。
沅江行 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