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波 正思香港顧問公司總裁
特區政府3月29日刊憲，正式推動修訂《逃犯條例》。3月31日，反對派組織了一場「反修例遊行」，報稱逾萬人參與。在此之前，陳方安生、郭榮鏗和莫乃光赴美十餘日，所有行程幾乎都不離同一個議題：反對特區政府修例。反對派與外部勢力圍繞着「反修例」，正在廣泛動員，迅速集結力量。《逃犯條例》修訂已經成為今年上半年香港政壇壓倒性的政治議題，一股低氣壓正在維港上空不斷增強，大有形成政治風暴之勢。
值得注意的是，早前已發表公開聲明表示「嚴重關切」的美國商會，在反對派遊行前再次公開表示，對修例草案感到憂慮，並「強烈相信」修例安排，會減低國際企業考慮在香港設立區域業務基地的吸引力。美國商會一而再地向香港反對派發出清晰而強烈的信號：他們支持「反修例」。從去年的「FCC馬凱風波」到今年的「反修例」，美國商會總是第一時間衝出來，傳達美方政治關切，越來越積極地扮演政治代言人的角色，而不僅僅只是一個利益團體的代表。這也是美國調整對港策略的一個重要信號。
美國商會更積極扮演政治代言人
美國對港策略從來都服務於美國國際戰略，從來都在配合着美國對華的整體戰略，冷戰中如此，冷戰之後亦復如此，始終不脫此一框架。在之前三篇專欄文章中，筆者梳理了冷戰結束後美國確定對港新策略，以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落子佈局，推動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脈絡。必須指出的是，1992年美國確立對港新策略，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的時空背景，是世界開始邁入後冷戰時代，美國一強獨大，西方政客與智囊普遍沉浸於獲勝後的喜悅與亢奮之中，幻想着「歷史之終結」。當時間來到2015年前後，美國對港政治策略之所以開始面對調整的壓力，不僅僅是因為港版「顏色革命」的失敗，以及反對派陣營捆綁否決政改方案，更深刻的原因還在於，國際秩序早已進入深度調整期，形勢已非1992年可比。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其著作《失序時代》（A World in Disarray）中寫道：「21世紀將極難管理和控制。事實表明，這個世界正在偏離過去近400年來（通常稱為近現代）的歷史軌跡。」當哈斯2017年出版此書時，特朗普尚未正式就任美國總統，黃馬甲運動也仍未在法蘭西大地蔓延開來，英國脫歐進程也還沒有踏入今天這般進退兩難之境地。這三大標誌性事件不僅撼動了英美法三大老牌帝國，也着實震盪了整個西方中心世界秩序。
世界進入了失序時代。法蘭西斯·福山2017年4月在台灣演講時，甫一上台便拋出問題：「我們過去熟悉的『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目前正面臨許許多多威脅，是否即將正式的畫上句號？」福山哀歎正在逝去的「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其主軸正是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也就是1992年以來美國對港的戰略框架。
美利用「反修例」讓港重陷政治紛爭
美國對港策略的調整，也勢必服務於美國當前以華為敵的大戰略。基於如是戰略需要，美方很可能利用「反修例」議題，嘗試尋求一個政治突破口，協助反對派走出過去幾年的政治低谷，讓香港重新陷入政治紛爭，從而干擾中國實施國家戰略，分散中央的戰略精力。
香港主流社會特別是知識界、工商界，或許未必能夠認識到這種國際格局的深刻變遷，但是想必能夠真切感受中美全方位博弈的巨大張力。當香港諸多知識精英大談港美關係時，很多人所在乎的不過是美國對香港的觀感，期盼美國看在巨大經濟利益的份上而「放香港一馬」，對於反對派赴美「告洋狀」也大多見慣不怪。很少人會主動反問：香港該如何看待美國？香港該有怎樣的美國觀？
回歸將近22年的今天，港人的世界觀、美國觀依舊混沌不清。當西方知識分子普遍都在反思民主政治秩序，香港的精英們卻幾乎視若無睹；香港知識界不乏本．安德森的信徒，卻罕有人用心聆聽他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精闢論斷，對新自由主義的深刻批駁。了解美國的人都知道，傳統基金會是美國保守主義的大本營，是里根主義的發源地，是「台獨」的支持者，但是香港政商知識界上上下下依舊陶醉於傳統基金會所給予的「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讚譽。不少知識精英包括部分反對派成員，很可能非常厭惡特朗普，卻不願正視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深刻社會肇因，更看不到「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的結構性危機。香港主流社會如何認識美國，不僅影響着香港的政治生態，也將會影響着香港的社會治理路徑，甚至投射到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之上。
在這樣一個劇烈變革的大時代，港人的美國觀須要與時俱進，就從平視美國開始。 （系列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