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樂士 前刑事檢控專員
社會對修訂《逃犯條例》出現不少反對聲音，但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修訂該條例，有助香港解決重大法律問題。修訂案容許香港以個案形式，將逃犯移送到中國其他地區，以及超過170個現時未與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議的國家或地區，令逃犯不能繼續利用現時的法律真空，將香港視為「避風港」，逃避法律制裁。
現時保守估計最少有數百名逃犯藏匿香港，逃避其法律責任，他們不單破壞中國以至世界各國的執法系統，亦令香港聲譽受損，影響其他地區的執法者對香港打擊犯罪的信心。部分逃犯曾干犯極嚴重罪行，如有港人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逃回香港，卻未有為此負上刑責，情況令人不能接受。
有違普通法基本原則
有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人士認為，由於其他地區的法律體系和香港有差異，修訂《逃犯條例》應容許本港法院行使「額外屬地管轄權」，甚至提議涉嫌在內地犯罪的香港公民在本港受審，而不需移送回內地，並指這種情況已有先例。但是，只要仔細審查，就會發現他們的意見大多不切合現實，亦有違普通法處理刑事管轄權的基本原則。
香港實行普通法，「屬地原則」普遍適用，即在絕大部分情況下，疑犯實施或策劃犯罪行動一定要在香港進行，當局才能對他們作出起訴。因此，香港需尊重案發地區的司法制度。英國法官迪普利希曾就這項原則作解釋，指其為「國際禮讓」一部分，即英國不能就任何人在英國以外的國家作出、且未有在英國造成不良後果的事進行處罰，否則就是無理干涉別國主權。這項原則必須獲得尊重。
不過，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香港可獲得部分發生於其他地區的個案管轄權，並在本港就案件進行審訊。具體情況包括香港在國際慣例下，有必要承擔相關責任等。例如根據《刑事罪行條例》，香港可起訴在其他地區向未成年人進行性犯罪的人士，以配合國際社會打擊兒童色情旅遊，履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其他例子包括在《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下的部分罪行，例如盜竊、詐騙等，只要疑犯曾在香港進行一次「類似行動」，作為定罪所需的證據，便可就疑犯在其他地區的犯罪活動展開審訊。
此外，在《防止賄賂條例》下，由於行賄會影響公職人員恰當履行職務，對香港造成直接影響，在香港或其他地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均屬犯罪行為。
而在《侵害人身罪條例》中，雖然策劃殺人已屬犯罪行為，無論死者在哪裡遇害，檢方需證明疑犯在香港策劃殺人。同樣，即使條例將導致他人死亡列為犯罪，不管疑犯在哪裡行動，但在這種情況下，死者必須在香港死亡，香港檢方才能對疑犯作出起訴。
雖然在部分情況下，香港修改了普通法治外法權的原則，但仍屬有限度延伸，並且只能用於沒有其他起訴手段的犯罪行動。同時，香港亦必須有相關法例，可在該犯罪行動在本港發生時有能力作出起訴，或犯罪的結果發生在香港，才可延伸治外法權原則。
另一方面，檢方不能單邊假定對其他地區的犯罪有管轄權，該項犯罪在發生之前或之後亦需和香港有關。
然而，反對修例的人士打算全盤推倒屬地原則，全然漠視普通法及「國際禮讓」，這樣的建議只會有利犯罪者，破壞香港協助其他地區執法者打擊犯罪的職責。
此外，即使推翻既定原則，讓香港獲得對其他地區犯罪的管轄權，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刑事犯罪或刑罰無追溯力的原則，亦只適用於以後發生的犯罪，現時遭內地、澳門、台灣等地通緝的逃犯，仍可逃避法律責任。
修例消除法律隱患
屬地原則的制訂具有十分實際的考慮，犯罪行為在香港以外的地區發生後，一貫由當地執法部門進行調查，犯罪證據亦由對方收集，因而香港執法部門插手干預其管轄權，有機會引起其不滿，當地執法部門亦未必願意將證據移交予香港執法部門。
有人提出，可單獨處理台灣殺人案，但此提議忽視了整體情況。台灣殺人案只是提供契機，實際上逃犯問題在香港存在多年，需獲得全面解決，香港必須運用今次機會消除隱患，擺脫「罪犯避風港」的印象。政府必須堅定不移推動修例，不受似是而非的法律爭執干預。
（本文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題目和內文小標題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