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思揚 資深研究員
在尚未完全退燒的「反修例」暴力衝突中，沒有政團組織或人士出面指揮和統籌的「無大台」模式，在坊間備受熱議。一些學者及媒體有意無意強調，反修例示威「去中心化」，以凸顯示威的自發性。然而， 這一系列暴力衝擊，真的僅憑網民在社交平台策劃嗎？
反修例暴力衝突不僅挑戰特區政府的管治，亦有試探中央政府的底線。激進示威者不僅有明確目標，看似被情緒主導，但多數人十分惜身，不至於讓情況走向失控。我們既要看到，激進示威者在戰術層面上確有臨場進行群體決策的事實，同時也必須清楚，這些人在戰略層面清晰執行「大台」的指令。
Telegram和「連登」扮演指揮者
反修例暴力衝突以「自發」、「無大台」面貌出現，但網絡科技與社交平台的專業運用在背後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看似無法預知走向，其實遵循一定的「遊戲規則」。
其中，通訊工具Telegram和「連登」網上討論區扮演指揮平台的角色，前者主要用於「內圈決策」，供示威者接收指令和完成決策；後者用於「外圈決策」，由網民和示威者共同討論與決策。
「連登」和Telegram成為激進示威者在這次「反修例」暴力衝突的主要串聯平台，先由少數人的內部決策群組決定行動方針，再將信息和指令發放到不同的公開討論群組，以此多點開花，擴大傳播面。由此可見，負責決策的群組實際上就是行動指揮中心。
因此，「無大台」準確來說呈現兩大特點，一是「扁平化」，而非「去中心化」，由於「無大台」社運的組織層級比以往有「大台」的社運少了，前線示威者對現場的異動更能靈活地作出調整；二是強調目標導向，每場行動的目標清晰，不僅降低行動「走樣」的風險，更能讓前線示威者在「底線」之上行事。
以「612暴動」及「621包圍警總」行動為例。由於沒有「大台」的領導，因此每場行動必須首先設置明確的目標和任務，如示威者在6月12日的行動旨在阻止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進入大樓審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6月21日的行動則試圖迫使特區政府滿足他們所提出的「四大訴求」；其次，他們分工明確，利用社交平台，組織協調異常高效；再次，他們更有策略性地進行「持續抗爭」，日聚夜散，根據形勢變化及時更改策略。
和2014年違法「佔中」及台灣「太陽花學運」相比，此次反修例暴力衝突看似「去中心化」，看似由群眾自發，其實戰略決策與推動主要議程的依舊是少數人，只是他們利用網絡科技和社交平台，將指揮中心地下化，製造出「無大台」的假象。
值得善良的人們深思的是，哪些人和機構操控這些通訊軟件和網絡群組？他們得到哪些人和機構的技術支持？如此多的網絡群組和通訊工具如何整合？在現場如此多人同時應用無線網絡，如何確保指令能夠順利發出，不至於出現網絡堵塞？所謂「無大台」行動，豈能將其視為群眾自發運動？
反修例旨在奪取管治權
近期，部分學者評論「無大台」行動時，無不強調群眾自發，不知道他們是真懂還是假懂，且字裡行間有美化暴力之嫌。他們當中甚至有人認為，示威者採用「較為激進的抗爭方式」，是因為政府「高壓政策」導致，因此要予以更大的「包容和理解」。
試問一下，這些聲稱自願「參戰」的年輕人，對修例內容本身有多少了解？年輕人參與暴力衝擊，更多是被所謂「浪漫情懷」綁架，很難理性思考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對貌似「無大台」的抗爭運作，又了解多少？讓人不齒的是，為人師表的學者不但沒有制止，反而不斷鼓動年輕人參與暴力衝擊，教授「戰法」，還要社會包容違法暴力行為。
在「無大台」模式下，找出背後的組織者難度不小，依法懲治的難度也很大，因此社會各界更須譴責將年輕人推向暴力衝擊前線的反對派。反對派喊出要求「真普選」的口號，「司馬昭之心」已露。顯然，他們反的不是修例，而是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