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楨 教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前文提及，英美經濟發展的資本化、虛擬化，有其自身的盲點，也有其得以憑借的獨特內、外條件。英、美的金融、貨幣和軍事霸權，使其具備其他國家和政治力量無法比擬的硬實力。尤其是美國在全球化過程當中，在環球管治體系具有的優勢，成為美元和英鎊強大購買力、保值能力的基礎。英美國家及國民，憑借自身發行貨幣，而換取全球貨物和服務的保障度高。這是由英美的環球影響力、戰略投射與威懾能力相關，而不純粹由其生產力、競爭力所決定。
相反，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恢復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席位以後，中國雖然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然而，中國國家與國民在海外的網絡、影響力，以及得以掌握的實際戰略資源，仍然難與英美相提並論。在某些環節，甚或未如日本等近鄰。而人民幣國際化、中國企業和投資者走出去的道路，固然值得堅持下去，眼前卻遇上不少瓶頸尚待突破。可以說，在未來一二十年，中國企業和個人，在生產力、競爭力上的長足發展，能否合乎比例地轉化成對外影響力，暫時未容樂觀。
在上述宏觀背景之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重點，不單純着眼於國民生產總值、人均生產總值，以及財稅收入增加，就變得理所當然地符合自身獨特情況和國際環境。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理應作為GDP以外重要的衡量指標外；一些並不純粹以金額權衡的指標，如反映各式戰略物質和基建的產能、對核心生產與研發技術的掌握，就顯得尤為重要。簡言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平衡，各式各樣生產線、產業鏈的完整；比起人均生產總值的增幅、企業和產業的毛利、純利、邊際利潤，來得更為重要。
這一點的重要性，從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的應對手段與結果，就得以充分反映出來。疫情來襲之前，全球各式醫療用口罩，大約有一半由中國內地生產。而與之相關的自動化生產線、ISO生產程度認定，以及不同原材料，來自中國內地的比例更遠超一半。當疫情首先在中國出現，其後各地各國相繼爭購防疫物資時，內地在保障供應、保障物流方面，自然具有明顯的優勢。
（疫情與中國經濟結構 三之二）